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出：“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样，中国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口，亦成为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王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著共产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国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著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转变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发表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著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著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