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著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著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著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著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著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