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著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39 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42 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43 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著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著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著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