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著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著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一切为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