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图为中共2002年12月1日开始在全国巡展的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革命斗争事迹爱国主义教育”展，工作人员正在布展。中共宣传的“上饶集中营”为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不抗日却屡屡袭击国民党友军，遭统帅部军法处置关押之处。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