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第四章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已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后，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开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传播……”。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论、策略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说，正在领导著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了。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