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第五章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16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蒋管区”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是中共为了打赢内战才要发动“蒋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并且绝不敢发动“毛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相反，而是强迫他们必须参加或支持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又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和策划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19 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20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21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份。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22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学生运动是他的“第二条战线”，其实是谦虚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学生运动只是他的“第三条战线”。因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们。而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条战线”。这个真正的“第二条战线”，既是学生运动的“黑手”，又是群众运动的“黑手”，特别是中共第四条战线——“民主党派”战线的“黑手”。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主党派中还有少数共产党人。在他们之中，一种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一部份是民主党派中的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份是早年曾参加中共、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共而转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恢复了中共党籍者”。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一语便道破了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党派”们的来历和本相，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在死的时候一定要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们当年是怎样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发动那一场内战尽力和卖命的实情，道出了他们为何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缘由。

第三、决策运动战及人海战术以打内战，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一、毛泽东决策运动仗战略和人海战术以打内战

本卷第三、四两章，曾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坚决反对中共军队对日本侵略者“打运动战、打大仗和打硬仗”的历史事实。但是，“养在深山人难识”的中共军队却必须长期接受运动战的训练，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即当中共已经自称拥有五十万大军之后。这个秘密终于在抗战胜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开了。因为一直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从借争夺受降权以发动内战之时起，即开始打起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的运动战和大仗。毛泽东终于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内战和正在准备打内战的军队，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虽然，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不曾对他的军队说过一次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日寇”。对此，只需稍稍“学习”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部份），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根据他的指示，正在用运动战大打内战的军队，进一步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个建立在运动仗战略基础上的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作战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团）。”（按：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从来没有主动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过日寇的一个班，更不用说是一个团、一个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他的军队已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了政府军二十五个旅之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在今后一个时期，再歼灭敌人的二十五个旅。”毛甚至更加强调地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26 （按：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命令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学会此种方法以抗日杀敌。）

然而，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仗战略战术，说穿了便是人海战术。特别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执行他的作战方法的指示，其实质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中共著名的三大战役就用的是这一残酷的战略和战术。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早已证明了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残酷战略战术，实际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蛮和最不人道的战略战术，早已为现代战争所不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纂写的《雪白血红》一书，不仅将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将这种极端灭绝人性的作战方法，所造成的对普通人民性命的残害，予以了最为惊人的揭穿。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在中国大陆，随着历史反思的迅速、广泛和深入，不论中共采取怎样的禁锢，上述惊心动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