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过“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但就事实而论，自文革前至文革后数年，无非是毛泽东无法，国家人民无天。诚然，毛泽东无法，乃是从中共十七年法守虚陈而来。国家人民无天，亦是从十七年中共对大陆人民叠行残酷镇压所致。换言之，若没有十七年中共残酷镇压人民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宝贵”政治手段，文革绝不会一开场便腥风贯日，血雨连天。其种种荼毒人民直至其党人的手段，更是纷至沓来、交相并作，直至“展陈而出新”。因为，对于“法守虚陈、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扫荡掉的，不过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虚假的法制而已；对于十七年“运动即法”这个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运动即法”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所创制的种种残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过是各种残酷手段的公开大亮相和公开大表演；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叠造冤狱以无端整肃人民及其少数党人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冤狱遍中华”扩张成了“中华即冤狱”和“冤狱遍中共”罢了；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为残酷镇压人民而创建的多重监狱制度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它的狱外之狱 ── 群众专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何况中共十七年专制残暴统治，早已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有为划清界限而拒不为“反动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孙，却再也没有所谓“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华壮夫”，由是而将我们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节和尚侠好义的种种优秀民族性格破坏罄尽。此无疑为毛氏“运动群众”，发动文革，造就了先决的“人性恶化”条件。而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既连“法”的任何虚假形式都不再顾忌，又空前地发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无限地扩张了“群众专政”的范围，史无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从而在实际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完全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如前所述，仅在文革数年之中，被毛泽东诱以造反，挑以武斗，衅以互斗和大规模镇压而致死者，就达两千万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害中国军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

   文革和文革后数年，毛泽东和中共亦在经济上将中国大陆推向了国空民绝的境地。这虽是毛泽东以革命破坏经济，以政治压迫经济，直至为了权力而不惜毁灭经济的一个恶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构的专制经济形态所必然要造成的结果。文革前，相对于毛泽东重权力、轻经济和不懂经济、却又好大喜功而言，刘、邓一路似因权力斗争的启示，而心存发展经济的要求。文革开始后数年，相对于毛泽东唯权是问的心态而言，周恩来似乎因“当家之难”而不敢歧视经济为无物。是故，毛、周两大政治集团间的长期斗争，便使得整个文革和文革后数年的经济，处于无休止的“毁灭性震荡状态”。周恩来既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又不得不抓生产；江青为了革命夺权，乾脆连生产也不给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上台，虽痛言“积重难返”，却又因权力到手，而要整顿经济。然而，事不过一载，江青四人帮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口号。邓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点燃的“批林批孔”烽烟中，再度毁于一旦。专制经济，由是而在中共一党之长期内讧内斗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专制经济形态，不仅成为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毁灭经济的薮渊，而且成为邓氏经济改革的强大反制力量，至今难逃其臼。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无非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没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复辟统治，便没有文革的爆发。换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发动的历史准备，文革则不过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进而言之，就对中共数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认识而言，在中国大陆，早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专制复辟统治较之文革开始后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开始后十年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疯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迅速建立及强化，和文革开始后十年的疯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后近二十年为自救而推行的两度专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现了中共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迅速由兴而衰的历史三阶段。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论证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了。因为，当太阳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太阳最红”、但“人间最黑”的时代。因为这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黑暗，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血醒，确实是史无前例地好话说尽和坏事做绝。

   兼 问 “左”祸还是“俄”祸？

   一个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现象是，不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海内外，许多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时，常常都是用一个“左”字便把它轻轻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党人的心态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某些学者来说，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为，如果说中共持续数十年“造冤狱，虐民众，践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公开杀人屠城，持续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都只能称做是“左”的“错误”，那么，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那些杀人远没有共产党多，害人远没有共产党广，破坏文明文化远没有共产党烈，戕害民心民智更远不及共产党深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们所犯下的错误，又该叫做什么样的错误呢？是不是连“左”的错误都根本“不够资格”呢？如果是，那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被我们后人称为封建统治者，专制统治者，祸国殃民者，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还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远批判、绝不轻饶呢？

   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错误，而是专制的疯狂复辟与超级复辟。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既不存在这样一种可怕的“左”祸，在中国现代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上，这个“左祸”的实质，便是“俄祸”。因为，正是这个由苏俄蓄意在现代中国所制造的“俄祸”，才阻断了我们应有的民主进程，才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疯狂地复辟和发展了中国旧有的专制制度，并且将它推向了极端。从而将我们的现代中国强阻在反动倒退的死港之内。

   由是，要研究共产党，就要跳出共产党；要认清共产党的祸患，就要将历史上的所有祸患都拿来跟共产党所制造的祸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共产党，才能真正地对我们祖国的过去有一个公道，对祖国的未来有一个信心。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