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方位实行党政合一是中共将全社会纳入教政合一体制的具体形式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不仅实行教政合一，而且实行党政合一，即将党政合一当作教政合一的具体形式，无处不以党权指挥政权，使中央及各级政权机关，包括政权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均置身于同级和同部门党权的控制之下，以党凌政和以党控政。同时，中共还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即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权，和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结合权，发展到了政权以外的全社会。即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皆视其级别和规模，设立党的权力机构，将其领导权力政权化、级别化，同时还要建立行业、系统、或跨行归口的党委领导机构，以求党权至上，统领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权。其中工会、妇女、体委、文联（包括所属各协会、特别是作家协会）、共青团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众团体”，均归中共中央即各级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领导和控制，如同八个“民主党派”权归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统战部直接掌控一样。由是，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会，都建立起了一个个湟BGB0001I式的和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并且还要视其在湟BGB0001I结构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纵向归属，或作横向牵制。其每个庄园的庄园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由是而获得了其领属范围内的一切生杀予夺大权。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得全社会政权化，而且使得全社会党权化；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专制化，而且使得整个国家封建化。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与封建专权的高度结合，即全方位极权化。

   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和所有单位，其内部自上而下均层层设立包管一切的政权式机关，又同时设立控制一切行政权力的党权机关，并设置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作为同级行政领导的领导，便理所当然地掌控了指挥行政的全部权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读书做工，包括休养生息，便全部被置于党权指挥下的“行政权”之下。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为自救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上述统治开始出现了软化迹象，但是，其基本的党政体制既未改变，党政亦根本没有分开，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虽然高喊改革已达二十年之久，却至今没有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改革。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党权，虽在少数领域有所削弱，如工厂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一再较量，个体经营中党权问题的亟望解决和尚未解决，以及由“人心不党”而产生的对党权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党权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科研、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明显趋势。一度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校长负责制，终于又退回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复辟专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毕竟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大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以及它为自救而推行专制经济改良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不仅开始出现全面的松动和松散，锈蚀和腐蚀，而且其最高权力所面临的权力危机，亦在人心思变的基础上，使得它的整部统治机器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衰朽。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部严密的和高精度的专制权力结构，也就势必要面临著“一朝崩溃”的危险。苏联及其它共产国家的瞬间自垮，及其权力结构的转瞬即崩，已经为中共昭示了它同样的下场和结局。只是中共将垮得更惨而已。

   中共重新划分等级的手段，一是软划分，二是硬划分。所谓软划分，即由中共从其复辟专制的需要出发，使整个社会在观念上形成崭新的等级观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级是中共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第二等级为非党员干部。第三等级是号称领导阶级的工人。第四等级为农民中的贫下中农。第五等级为知识分子。第六等级为小生意人。第七等级为无业游民。第八等级为阶级敌人。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因邓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故知识分子曾一度荣列第三等级。但随著“八六学运”和“八九动乱”的爆发，其等级又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反，因小生意人即个体户，在改革开放中的日渐“财大气粗”，地位乃有明显的跃升。特别是在出现了“官倒、权倒”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后，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权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干、老干及其子弟，故他们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中共权钱并拥的第一等级。原第八等级，盖因右派平反摘帽，阶级斗争已经抓而不灵，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后改名为颠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谓颠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经“变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缉犯等，所以中共对这一等级的制造，也就徒劳而无功。另外，因为犯罪分子获释后，按照中共不成文的制度，乃成为“劳改、劳教释放犯”，已永入另册，终生不再享有被录用权，只能成为小生意人，做个体户，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等级也就要根据他们经商规模的大小，以及他们与中共当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八九年后传遍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歌谣，应该说是十分形象和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等级观念的本相。04

   所谓硬划分，是指中共通过建立严酷和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进行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待遇划分。其具体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划定封建官僚等级，确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即开始实行所谓供给制。按照初步划分的“革命等级”予以不同的供给。由于此路不通，遂实行工薪制，开始明确划分干部的级别，逐渐地建立了以官僚级别为准绳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八级，十三级以上谓党政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七级谓党政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取工薪与供给相结合制，即除掉按级领薪外，其秘书、住房、汽车、电话等一切“革命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并有详细的规定。工薪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五、六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基本上已经能够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则能随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的豪华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干部和民众目瞪口呆。由毛泽东专职医生李志绥所揭露出来的毛的腐化事实，较之在中共高层和大陆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尚相去甚远。

   官僚级别一经划定，即“全国通用，终生享用”。不仅退休之后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经济待遇，即特权，而且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讣告上则要明确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级别，哪怕是一个科级或股级干部。如此常令无级无别的普通民众笑恨难抑。与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党政以外的各行各业，也普遍分行业划定了工薪级别。但只作工薪级别，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级别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义，更无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随著岁月的流逝而问题愈来愈多，一方面则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被“革”乱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级，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立即得以恢复，并将十三级以上才作为高干的规定，放宽到了十四级。然而，由于中共老干部相继“向马克思报到”，新提拔的干部日益增多，职别和级别的不统一已经愈来愈明显，中共遂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机构改革为名，一是将官僚等级（含工资级别）划定为办事员级，正副科长级，正副处长级，正副局（厅）长级，正副部长级，正副总理级和正副国家元首级。其中正副局级以上者为党的高级干部，明文规定享有不同等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制度；处级为中级干部，视其实际权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给；科以下为一般干部，其中有实权者，一样敢多占，也一样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争级别、闹待遇的种种丑恶表演可谓无奇不有，实为古典小说《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晚清官场腐烂之风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级别改革”，终于使“官本位”的严酷等级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将上述各级官僚级别作为“本位”，将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就没有升过级、加过薪的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一切有社会公职者的工资级别，包括和尚与尼姑，均靠拢到官僚级别上，并由此划定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工资级别，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资待遇可以比照副厅级，以下按级类推。而今，随著党权更加膨胀，改革开放又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大开了绿灯，因此，稍有职权者，不论科、处，厅、部级等，均能够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甚至“吃喝嫖赌都报销”。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非属于中共上层知识分子的教授专家，尤为一般工人农民，即一切仅靠工资吃饭和劳动吃饭的社会主要构成，就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他们“起高楼，宴宾客，楼却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愤懑自不待言。中国大陆正在流行著的一首首生动深刻的民谣，已经成为历史最有力和最生动的见证。

   二、官本位成为在全社会划分封建等级的严酷标准

   中共为了让官本位成为全社会唯一丈量森严等级的准绳，由是，企业始分为国营、集体、乡镇与个体四大类。其中国营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集体分为大集体、小集体；乡镇企业有公营和公私联营之分；个体则予以规模与范围的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常常是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非但生计难保，有时连命也难保。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虽因“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时起时落，却在终于和腐败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个体户，而今已经被称做民营企业家的的非常岁月。

   企业的级别虽如是划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小个体户外，不论是各级国营，大小集体，还是乡镇企业，其领导者，均按国家的统一官本位按级拿钱，享受同级待遇。如地、市、县级的书记、厂长，均能够享受地、市、县级待遇。至于级别外的占有，则随著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当然要“愈来愈往高处走”了。虽然工厂亏本，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长书记非但工资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乐、出国考察照旧。即便是这一家工厂被他们搞垮了，他们仍会被调到另一家工厂去当厂长、做书记，照样吃喝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