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确立同样给事业单位带来了森严的等级标准。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文化、“群众团体”，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纳入了官僚级别的体系之中。因此，中共事业单位的官僚们为升级和争待遇，可谓机关算尽。中国大陆的许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的书记及校长，为将自己从副厅级升上正厅级，乃使用各种办法，包括用教育经费向上级主管行贿等，务使本院校改名为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为了能够“复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级单位，以与全国文联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属各省的分会纷纷要求“升级”，终于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部级单位”。事成之后，其书记、副书记们与主席、副主席们，便纷纷庆贺自己的官僚级别随之升了半级。“少数对文化不重视”的省委，因没有为本省的作协升级，而使作家协会的官员们怨气冲天。

   第二、户籍制与户籍等级制

   一、中共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中国大陆人民从此失去了迁徙与居住的自由。可以说，这是中共北京政权为强化专制极权统治之最为险辣的一著。因为户口制加上粮票制度（粮票分为地市、省市和全国范围内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论公、私，都必须持本单位或本地区党政机构的介绍信（在农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发放身份证之前，都必须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以及后来的乡政府开出介绍信），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则，就会随时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险。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

   中共不仅实行户籍制，而且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内，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在城市户口中，尤以大城市户口为最贵重，中小城市次之，县镇又次之。在农村户口中，又分为吃商品粮者，如城郊菜农；和不吃商品粮者，如粮棉生产者。县以下的城镇里，又分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城镇户口；和不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农村户口。然而，由于每年又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农转非”指标，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于是，这些指标便成为县以下各级官员的“专利”，直至成为县市公安局的“钱袋”。时至今日，不仅亿万流民早已横决大江南北，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唤陈胜、吴广的喊声，早已震动“天听”，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对国民进行分类等级划分以实行层层“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后，即将中国大陆人民划为两大范畴。一是人民内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阶级敌人。在人民内部，中共又将工人划为第一等，是为领导阶级；农民划为第二等，是为同盟者。农民中又分为贫农、下中农和中农，属人民内部。地主和富农划为阶级敌人，是为专政对象。小生意人为第三等，是常常要进行改造的对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者，亦能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第四等为无业游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敌人中，中共又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为最，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最中之最。其余为地、富、坏、右。在地、富、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说，劳改劳教释放后，即为“劳改释放犯”和“劳教释放分子”。因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远不能改变身份，仍然是最底层，属于永久性的专政对象。他们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们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升学、招工、晋级的权力。至于参军、入党和“提干”，就不用说了。在政治松动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尚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紧期，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成绩和政治表现再好，也没有可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甚至连中学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历次全国高考中，某省考区的前三名学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录取。农村地主、富农子女的处境就更为凄惨，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无人愿嫁。中国大陆农村中，终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农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人民内部的等级无大的变动，但人民外部的阶级敌人猛增，故五种人，又变成了九种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务、内奸和走资派。他们的子女亦分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两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为收拾人心，曾先为党内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平反，后为“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们”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级，才逐渐消失。

   总之，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从未有过的严酷等级制度，又藉划分等级为手段，制造人民之间的隔阂与仇恨，以进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虽然藉此而维系了它的极权专制统治，但是，由这一森严等级所逼迫出来的人心觉醒与人民反叛，最终必将成为它覆亡的重大社会原因之一。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镇压的理论根据。即在宪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绝对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将一切不信和诋毁共产主义信仰，批评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均定为“反革命罪”，且为重罪。同时又以此为根据，视需要而罗织种种属于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于是，这些根本“大法”就为中共所有“无法无天”的镇压手段，打开了广阔的门路。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个有权无法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其做法为：

   第一、厉行党大于法。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不仅要向同级政府的公安、检察与法院三大机关派出“党组”，以在内部领导公检法以外，而且在同级地方党委内部设有“政法委员会”，以统管同级的公检法机关。当对案件的处理，包括审讯，在公检法机关内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该委员会拍板定案；或由该委员会直接上报同级地方党委决处。公安、检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权力机关变为中共一党的职能机关和办事机关，其作为司法、权力及执行机关的应有独立功能，便被一笔勾销。

   第二、厉行政策大于法。自人类有法制以来，法总是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政策却常常具有灵活性和时间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据，政策的制定则必须受到法的制约。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中，却造成了政策大于法的悖反现象。中共一党的政策不仅必须是国家立法的依据，而且其政策由权力的更迭，或由最高权力者及各级掌权人的随心所欲所造成的多变和剧变，更造成了法的无所适从，或“有法难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实际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审订“宪法草案”时就曾说过“宪法还不是我定的”的话，无非说明了他对法的轻蔑。至于他的名言“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就更是证明了他的目中无法。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民间歌谣所唱的，“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等“绝响”，实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变和法制无归的真相。多变的政策既使法制归于虚无，更使得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荡然无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无法无天和人民无法可据的畸形社会局面。

   第三、厉行权力、地位、人情大于法。由于党大于法和政策高于法，因而，权力、地位、人情之大于法，便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来说，任何案件，只要拥有党权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可以小事变大，无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够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权者打通关节，亦都可以网开一面，反之冤网难逃。至于中共党人一旦违法乱纪，则党纪既可以代替国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国法的制裁，除掉党内斗争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党员身份，而仅受党纪处分或免于刑事处罚；后者即使罪大恶极，亦只会重罪轻责，直至寻机开脱。难怪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在中国，没有一件好办的事，也没有一件事办不好。”而由大陆人民悲愤填膺地唱出来的“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谣，实已彻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三手段是敢于公然地和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其具体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继所谓清匪反霸已经屠杀了数百万人之后，中共又在保卫革命政权的名义下，厉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时不足一年，仅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所公开承认的就有七十一万（参见前文及注释）。其执刑场面之大，一次枪杀者之众和每每陪斩者之多，史无前例。毛泽东的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实在将一个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其时，毛泽东不仅屡屡叫嚣“要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而且一再地亲自决定杀人的数字和比例。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竟能规定对传谣者也要“斩立决”。其目的，就是要杀得所有人都不敢说甚至不敢想为止。05 据近年来中国大陆各方面的不完全统计，直至毛泽东死，中国大陆人民被中共公然杀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祸”饿死者在内，决不下四千万之数。是日本帝国侵略我国十四年所杀害者数倍以上。这只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只有等到中共档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够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运动即法。即在中共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根据运动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随时随地地“杀人无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无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后直至毛泽东死，中共曾连续地和不间断地发动过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运动。其间，为发动、深化和证明历次运动胜利的需要，被关、被判刑、被处决和被迫害致死者，难计其数。文革中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而被杀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为中共制造派性恶斗、武斗、直至被中共武装镇压而死亡者，不下二千万人。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