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是对于人民生命的残害，而且是对人民精神和心理的无限摧残。于政治运动中被逼疯者固然是次次都有、处处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于国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国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错口号，或不懂事孩子胡乱涂鸦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连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绝大多数孩子被逼成了疯颠和痴呆。至于中共利用历次政治运动在广大人民中间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范的情结，及其对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压抑和扭曲，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伟大民族好侠尚义和乐天达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来的残暴统治，对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史无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来的“严重民族伤痕”，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抚平。

   第三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就是法。毛泽东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中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都打著革命的旗号，但在实际上，他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对外迫害人民以巩固共产党极权统治，二是对内清除异己以巩固个人最高权力。为了这两个目的，他对外讲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内讲路线斗争，并倡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由是，什么革命元勋，开国功臣，党中元老，国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铁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惨遭迫害致死。不论是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反党集团，还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江反党集团等等，都既无需党纪来处理，更无需国法来制裁，全都在毛泽东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监狱制度。

   第一、正宗监狱制度。中国大陆的犯人之多，大约为世界历史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国大陆的监狱星罗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狱”。因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种名目的历史反革命犯和现行反革命犯，大都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对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来衡定，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是冤假错案。故有史家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乃是“冤狱遍中华”。07 因此，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施用酷刑，或进行种种迫害，直至随意处决和折磨致死，对监狱的管理者来说，便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加上中共农民造反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嗜杀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个水库抽水重修时，竟发现库底白骨累累，原来是在五十年代万余修建水库的犯人中，仅有一人抢枪造反，便招致中共调动解放军赶赴水库将全体犯人剿尽杀绝。至于象张志新那样在监狱中被狱吏指使刑事犯人轮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断喉管或活剥器官等惨无人道的情形，则事所不鲜。文革后期和八十年代，由于社会动乱益生，刑事犯罪指数剧升，因而，由于平反冤假错案而一时成空的监狱，复又人满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刑事犯罪可谓从无缓解的时候。监狱人满为患，犯人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在狱中遭受迫害摧残之惨毒，为外界所难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后，即须赴劳改工厂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单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劳改制度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共的劳改制度，一属强迫性无偿劳动，二属折磨人犯的一种手段。遍及国中的劳改工厂、农场为中共所创造的无本产值，虽为可观，然其劳改工厂、农场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对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却与在押的监狱犯人大同小异。动辄便是殴打、禁闭、酷刑或加刑。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对于反革命的巨大压力，和因受刑者大都为知识分子而难有反抗和暴动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后，刑事犯的猛增却造成了监狱暴动和暴乱的叠起，劫狱叛乱的情形已经时有发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计，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大政治变动时，历年来积累而成的数千万“劳改释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惨遭虐待者，其必图报复的行为，完全可能造成变革期的社会灾难，并成为中共致命的灾星 ── 尤其是对那些手中有血债的中共基层官僚而言。

   第二、狱外之狱，即群众专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后，还创造了所谓群众专政的办法，用一部分“人民”来专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国大陆形同一个自监监人的大监狱。所谓群众专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将一切够不上判刑镇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内控”分子交由“群众”监督看管；又要将刑满释放的劳改、劳教人员重新戴上一顶“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的帽子，置于所谓群众的监控之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凡事必须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此其一。其二，为了保证群众专政的威力，一再确立“诬告保护法”，即诬告者受保护，甚至受表扬和提拔。中国大陆社会由是而冤假错案迭生，阴谋权术遍出，到处弥漫著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阴险风气，善良民众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众专政一词虽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在中国大陆农村，由于农民不堪盘剥，遂有自发反抗的出现。各地的镇、乡一级政权，复收买流氓地痞成立“乡镇小分队”以镇压之。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这些“流氓小分队”帮助共产党向他们“要钱、要粮和要命”。09 遇有违抗者，便拆屋（现已经发展到烧屋）、抄家、夺牛、甚至课以私刑直至害命。广大农民虽然对之痛恨已极，但无赖他们有中共乡镇政权支持及上面各级政权的支撑，而徒唤奈何。近年来中国大陆农民叠呈反叛和广大农村一再呼唤陈胜、吴广的状况，亦无非表明，中国就要迎来又一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时代。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唱词（电视剧《水浒传》插曲），由是而能够唱彻人心，响彻全国。

   第三、过渡监狱 ── 劳动教养制度。中共除掉以监狱看押犯人，以劳改农场、工厂强迫犯人做无偿劳动，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之外，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监狱、即劳动教养制度。被中共决定劳动教养者，乃是一些交给群众监督专政既不放心，交给监狱关押或劳改又不够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强迫劳动教养者，大都为有思想问题却又不够“反革命”罪的知识分子，或是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却不够判刑劳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层领导“看不顺眼”者。如五七年不够资格判刑劳改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他们有的虽要通过“逮捕法办”这样一个所谓的“司法过程”，并且由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年限，然而，他们当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仅需要本单位党的领导的一句话，或一张纸条，便可以被押送劳动教养。他们的身份似乎介于敌我之间，甚至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又极容易因为“种种欲加之罪，而于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进了真正的监狱”。他们在劳动教养期间与被判刑劳改者一样没有自由，一样被强迫进行无偿劳动，或仅给极少的生活费；他们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一样要戴上一顶“劳动教养犯”的帽子，而永远被注入另册。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为中共随意刑处不放心者和看不惯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则为压迫人民内部不满和强化专制统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曾亲自指示，要将那些在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杀者的家属，包括杀错的，送去劳动教养，以防止他们的“阶级报复”。10

   一九七九年后，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虽然没有废除，但因为人民已经有了强烈的抗争意识，中共各级领导的权威已经扫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错案又给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训，是故，随意押送劳动教养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敛。但八六年之后，特别是八九年以后，随著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升级，中共的镇压手段又开始了升级，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被中共判处劳动教养的事实，乃使中共劳动教养制度又获得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中共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汤，亦得力于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无制度的官吏选拔制度。而所谓无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选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尚有科举等一整套开科取士的标准和办法，更不像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务员和文官考试制度。中共虽然是一个独尊马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政体，但它却不以“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众对中共选官拔士物议汹汹，中共才开始表示“要实行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考试办法”。但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文件发了数十起，试点试了几多回，没有学历、文凭的未来公务员们，也早已将“学历、文凭”准备好了，但是，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仍邈不知其踪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还是因为官场中尽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当真实行公务员制度，其整个的统治基础就会面临全面变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险。当然，形式上的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制度，不得已时也同样会实行，但无非是“走过场”，做做样子而已。现任各级官员更难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今日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会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没有用人制度，却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用人办法，其官吏选拔的根本办法是：

   第一、用人权归党权和党权归书记。中共党政两方面所有的官吏选拔，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直接管辖。各单位在本行业和本系统，亦全部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管组织的书记──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并逐级受管于党委的组织部门。各级党的组织部，一般由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即书记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文革初的短暂混乱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业的官吏选拔，均由党权处之。这就造成了党对官吏选拔的绝对权力。

   第二、任人唯党和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党，即非中共党员，不得提拔与任用。除掉人大、政协与各级政权需要极个别作为配相的“统战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说，即便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各级负责人，也必须由中共的“地下党员”担任。所谓任人唯亲，即既然人权归党，党权归党的组织部，组织部权归书记，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以及各行各业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由此获得了管辖范围内的用人权。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中永无休止的互斗即内讧，盖因人权而起。因为人权才是党权的根本权力。一位市委秘书长曾感慨万端地说：“书记、副书记、常委们，他们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为自己安插亲信上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有权和假有权的分水岭。”至于“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的“亲亲风范”，亦早已形成为一朝“国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