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我们的历史使命 ──对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继承。当代中国有可能出现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峻事实已在提醒我们，在中共实行了近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在人民正在坚决反对中共专制统治、艰难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中国大陆，在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就要来临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和一切关心祖国、热爱祖国、渴望中国走上“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人，我们的一个共同历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进步和中国民族问题者说明，一是中共专制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二是中共政权虽然是汉人的政权，但是这个汉人政权同样不能代表广大汉人和整个汉民族。三是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艰难追求著的民主变革，其目的，就是要终结这个在中国大陆已经丧尽人心的中共专制政权。因此，汉族人民在反抗中共专制暴政上，是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奋斗目标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汉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推翻中共专制压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民族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必为难汉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样，汉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更不应该牺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是应该将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斗争，和汉族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建立各民族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为既能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大业，又能实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奋斗。

   继承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认清中共与中国的区别，研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追寻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道路，这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当务之急。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内讧内斗的大爆发和总爆发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开始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起，便开始了以嗜杀为特征的无休止内讧。特别是江西肃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风，曾屡造翻船之险。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权，新的内讧遂激烈开张。从毛泽东对各路“开国元勋”削藩夺兵权，到整倒高岗、饶漱石集团始，历经数次党内斗争，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黄“反党”集团罪名成立，毛泽东固然因此而维护了自己在党中的领袖地位，刘、周、邓等人亦于合纵连横之中，或助毛以灭高、饶、彭、黄，或为己而与毛暗中对抗，或拳脚相连以共同迫害人民与知识分子。一九五九年后，盖因毛的三面红旗造成旷古奇冤，饿死人民数千万，刘、邓遂趁收拾大跃进残局，逼毛退居二线，夺权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省党魁已逐渐为刘、邓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中共党内遂有“毛家天下刘家党”之论，从而造成了毛的大权旁落，亦导致了更大内讧与全面内讧的必然爆发。此尤不论，十七年间，特别是中共一旦兴内讧于内，便必然要张外斗于外，从而交相呼应，叠呈“中共领袖内讧、普通党人遭殃、无辜人民横尸”的凄惨局面。就内讧而言，毛、刘、周、邓等斗倒了高、饶、彭、黄，便以所谓“高、饶、彭、黄分子”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斗而论，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党内起风，便民间有难。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因此而招致百万知识分子的劳改、劳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刘、周、邓等支持下，为斗倒彭德怀，尤不惜饿死人民数千万，虽饿殍遍野却不愿与闻。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刘、邓为自保，而两度转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变斗当权派而为斗群众，瞬间便使人民冤命连城、血肉横飞。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贫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兴胡、蓝之狱，不过诛杀其党人二万有余；与毛泽东同为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为兴内讧而尽杀杨、韦二党，亦同样不过三万之众，则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之株杀、迫害、连坐其党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无辜民众，矗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之多。

   应该说，正因为十七年内讧外斗不止，才会有文革的全国奉旨恶斗。前者为后者的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泽东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五九年就已经想搞掉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刘趁其退居二线攫取党权，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便将不抓阶级斗争的罪名祸于刘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边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势力，借批判“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以暗示“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边发动“四清”运动，首度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后作出搞掉刘少奇的决定之后，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帮拉开了对刘、邓进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盖因阴谋就绪，毛乃迫使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斩却了刘少奇的四员大将 ──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文革遂轰然而起。

   但是，文革与十七年持续内讧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十七年的内讧虽与外斗交相呼应，但外斗毕竟只是内讧的曲折外化，并非中共将内讧公开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内讧，因能自讧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内讧结果，而不公开内讧经过，对外仍讲“团结一致”。三是十七年内讧毛泽东皆因权、威具在，或尚在，稳操胜券，而不必非求助于“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其权力与权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刘少奇党中势力的日渐崛起，已使他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够稳操胜券，尤不敢掉以轻心，遂决意“利用自己在党内国中的神秘领袖地位”，决策“发于外而攻于内”，实际上已经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时亦因刘、邓党中势力，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过大，从而又使毛决心于文革爆发后，诱使对方犯错误，即“权付刘、邓”，自己却抽身事外。待到刘、邓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内讧外斗的老例，更为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组，大兴外斗，大整群众，并已造成全国血泪交迸之时，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开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声明“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是刘、邓因整群众而获罪于群众，毛泽东则因“解救”群众而获得群众拥护。这样，一场“由内谋内和由外攻内、以上诱下和以下攻上、以党杀民和以民攻党”的更大内讧和内乱，才算是真正爆发。毛因此而旗开得胜，文革由是而显示了它与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的巨大不同之处，便是“中共内讧的全盘公开化”和“借民之力以助党讧”局面的形成，以及“全党奉旨恶斗和全国奉旨内乱”的发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

   诚然，要想解开文革大乱，只乱了刘邓党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却非但乱不了中共于十七年所复辟成功的专制制度，甚至还强化了这个专制制度，并将这个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复辟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谜底”，就必须认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为文革的爆发奠于了全面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共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和架构教政合一极权制度的成功，和它对人民实行绝对专制和残暴统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尤其是获得了他个人对党的专制权力，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从而造成君主专制的复归。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成为千万党人和亿万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绝对主宰，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捧后宫、兴阉党”，姬妾成群、荒淫无耻，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乱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气派”，其专制的淫威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项背，就是因为他将中共一党专制变成了毛式君主专制，从而在实际上走上了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从坚持“马教”治国走向了坚持“毛”教治国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虽然深感独尊“马教”对于巩固一党专制权力卓有奇效，却又感到对于巩固他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依然大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已经使毛意识到，是独尊马列，还是独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权力，实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毛甚至意识到，有人已经企图利用马列思想来排斥毛思想，诸如中共“八大”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张党徒对他的对抗，实使他痛恨在心。此时，林彪因怀有个人野心，又深谙个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军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甚至把毛泽东思想推崇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直至以编选《毛主席语录》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和经典化”，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企图使之完全取代马列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甚至是在国内和国外的独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已经比天高皇帝远的马列主义愈来愈具有实际上的权威性。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既成为文革时期最嘹亮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更从此成为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统治思想。而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亦从此成为最高罪行，而必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讨之。从而把十七年间的两个最高统治原则，发展成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个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数年间的绝对专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证和绝对保证。从而将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推向了毛泽东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君主专制历史上，就中国历代帝王从未实行过宗教统治和教政合一统治的事实而言，毛式宗教专制统治，即被“苏化和毛化”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最高发展和极端发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

   在中国大陆，举凡亲身经历者，无不对文革前期血统论者的横行与暴行，以及整个文革期间血统论对于每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虽然记忆犹新，却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间产生的血统论，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社会严酷等级划分和出身论猖行的罪恶结果和恶性膨胀。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贵族子弟因高喊血统论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杀民，固已留下了血迹斑斑的罪证；其“老子革命儿革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叫嚣，就更是表现了这一伙掌权土贵族的无知、野蛮和颠狂。在它的中后期，血统论又始终作为一种残酷的政治原动力，而时刻压迫著整个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间，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难履者，至此已冰河难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所酿成的种种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权力斗争的风云变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级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则因文革无穷尽地扩大了它的“阵营”，连刘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级划分，由黑五类扩大到了黑九类。至于在文革造反风云中，因跳上窜下竟一时富贵、而终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暂掌权的“军宣队、工宣队”等时髦政治集团，亦在社会等级的巨大迭变中，尝足了上下翻滚的喜乐和哀怨。文革之后，即便是邓小平要借改革以救党，中共的出身论、血统论看似寿终正寝，但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中共“龙子龙孙”们又迅速展现出来的全面接班、掌权和抓钱的“革命风貌”，特别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来接班，我们最放心”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猖行，不仅为中共的出身论和血统论另辟通途，大获成功，而且将秦以后早已没落和绝迹的封建贵族政治，重新予以复辟和发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烂的社会政治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