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经济改革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绩。它具体表现在﹕

   　　其一、与在农村恢复传统农民的小生产一样，恢复了传统型的城市个体经营，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里的数千年历史性存在。但是，这个恢复，却沟通了城乡与民间的物资交流，开拓了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机会，造成了个体经营这个传统的社会正常构成，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复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营”的限制性发展。将小商小贩小个体户在流通领域和小生产领域，发展成了拥有一定经营资金和一定经营范围的新型资产者，从而恢复了一定限度内的私人雇佣劳动。在沿海省份，这种个体经营在规模上发展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数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现，使得当代中国的民间工业，再度呈现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业初萌期的历史景象。

   　　其三、恢复、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地方工业的补充者与乡镇经济的主体。好处是活跃了城乡小商品市场，发展了乡镇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镇及农村生活的水平；坏处是使中共乡镇基层政权有了挥霍的“小金库”，造成农村腐败横生。因为乡镇企业直属乡镇党、政两权领导人，由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为有权有钱者，农民对他们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扩张。

   　　其四、仿傚清政府于经济改革中建立上海经济特区和开放通商口岸的办法，延承毛泽东“抓典型”的一贯手法，在维系中共党政两权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仿傚“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模式，意在使它们成为一个红色的资本主义世界。若就现实的政治经济状态而言，它们不过是中共专制权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经营的中心和发源地，被中国民间称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败和腐败改革的象征地。若借历史的前证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经济特区，却又远不及晚清的上海。因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权，没有党权即教权；确有资本主义，即有自由主义经济的真发展，而无专制权力经济的主体控制。加之旧上海虽然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新特区却是中共权贵及其子弟发财致富的温柔乡。虽然它所呈现的繁荣和繁华尚远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抓典型、树样板，但是，即便是邓小平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南巡讲话时，极力鼓吹深圳、珠海经验，却又绝不敢向内地推广。无非是不能将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都变成“红色资本主义”世界罢了。诚如中国大陆民间有言，“所谓特区，乃中共特权地区之所谓也。”

   　　其五、所谓提出城市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这三个提出，前两个固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为，在理论上也属于真改革，但是，中共的专制权力经济结构，却只能使它们成为空谈。因为，当作为城市经济改革重心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旦受控于专制权力之下，则以自由竞争为前提和本质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至于第三个理论，中共一则允许实行，二则乐于实行。因为它一是在理论上并未全部否定专制权力经济，二是在实际上使有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们扩大了赚钱的特权。因为由权力以平价买进计划商品，再用权力将计划商品以高价卖入无计划的市场，便会仅仅因为权力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领域的转瞬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这是中共官倒、权倒爆发的巨大历史契机，也是中共权力阶层暴富的绝好“商业”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随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扩大的各种社会败症交相并发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经济改革更由此而归于失败。

   　　其六、所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于企业疏离党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中共城市经济改革唯露改革容颜之处。但是，由于专制权力经济的顽固性，即党权、政权对于经济领域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不肯真让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现反复。如虽然局改公司，公司却既设党委，又有被规定的行政级别，是故，企业界的党权和政权也就成为假让和假放；若再加上企业内部的党权和厂长权，又一直在随着中共层层权力斗争的起落而相消长，是故，被松绑的厂长既不能“松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松绑”。特别是“冷风”一来，党中的改革派一遭难，厂长们就会被党委书记们名以各种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而投在明枪暗箭之下，直至纷纷落马。十年改革中，这种倒霉的厂长无以数计。其中衔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国人民震惊不已。

   　　四、所谓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为手段。

   　　中共北京政权建立伊始，即实行了闭关自锁的政策。换言之，即中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弃绝交游久矣。毛死后，邓小平发动改革，本质既在自救，对内便要暂时“与民让步”，对外便要放弃僵死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是，邓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开始了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大计，虽是清政府老早就做过的，并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却是石破天惊，更被他们自己认作“史无前例”。再加上中国市场既大，劳动力又低贱到了不能再低贱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场因眼界刚开，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电就可以使外资引进，合资签订，独资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后来的洋商和最后赶来的台商，从而造成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投资、合资及独资的经济改革景象。这个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经济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没；这一景象，在导致中国官场腐败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着；这一景象，对屡经危难的中共经济之一再输血，则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多的次数上，起到了维系中共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这一景象，又为中国大陆人民放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愈来愈催动起他们对于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们对中共经改的本质认识和深刻认识，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资、合资和独资的风气及规模，也就伴随着中共改革风云的变幻，改革派和顽固派权力的相消长，经济发展的祸福不定，中共专制统治危机的或隐或现，而时涨时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后，为中共层层统治集团中人纷纷借投资、独资和合资举外债，变私款，转放海外为其子孙留后路，提供了绝好的手段和渠道。据北美《世界日报》报导，一九九四年，海外对中国大陆投资总数，即为中共转放海外之个人财富总数的惊人消息，实在使一切真正爱国的华侨顿生扼腕切齿之痛。

   　　诚然，与农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姗姗来迟的城市经济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经济改革的不改不动和改而难动，一方面又因城市经济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见效，腐败已经横流，一场城市经济改革几乎完全成了“官倒与腐败”的代名词。它不单在社会风气上转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腐朽风气，而且在社会心理上更是增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感觉。其在权钱关系上，一是使社会权力意识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强无弱，二是使权钱交易成了败坏一切社会公德的祸水。

   　　在中共十年经济改革中，除掉创造了一片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以外，个体经营的发展应算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个重大成就，一方面证明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经营只有被迫走与封建官场及专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从而使得民族自由经济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发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痴汉》一书，就对此作出了十分生动和准确的文学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实际上为增加中共财税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为例，一九八九年个体户的税收已达全年财政收入的近半数，一九九一年则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于撑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经济，实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后曾一心想使个体户们倾家荡产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个体户们继续发财致富，并绝不容许它们退隐家园，否则便以冻结、甚至没收银行存款相刁难。由是，中共虽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再生与发展而寝食难安，然而，真要下决心掐死这个新生的“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其经济便会立即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因而，由这个“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给中共在政治上带来的担忧和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 —— 不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均已使中共处于进退维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们指责“个体户发展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失败”一类的话，和他们所一再发出的“中国就要形成为资产者阶级的个体户将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并要寻找代理人”的警告，无非表现了他们对“山河就要变色”的心慌意乱罢了。05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农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产农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经济改革的明确范围之内。即只准许经济改革，而不准许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绝无政治改革的实践。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区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绝不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视为第一和挂帅的“政治”，便天经地义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区。尤其是它的“四个坚持”和“抓两手”，即在四个坚持之下，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上不但不会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区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禁区，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新的整肃运动也就彼伏而此起。从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思想解放”以来，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学界被视为“越轨”，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场“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06 即“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争论，企图再度用政治的力量来排斥和否定刚刚触及、表现和批判了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又借批判电影“苦恋”，向文化界发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际，终于爆发了为期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即来势汹汹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西化”的运动。一九八四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虽然是文学界对“反对精神污染”这一流产文革的“出气”，一九八六年爆发在全国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和要求反对官倒腐败的学生运动，就更是表达了人民要求政治变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无疑暴露了中共绝不会改革政治，更不会将专制政治改革成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后，因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冲突的暂时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暂的宽松环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敢言”会风，致使一时间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响遍全国。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不准串连和不准胡说”的阴冷沉寂会风，终于预示着一场更大政治寒流的到来。可以说，除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为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过“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以外，此后，在思想领域，非但再也没有提倡过任何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反而有计划、有组织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扑杀人民的任何“异于”思想，力求归复马、列、毛正宗，特别是对新闻自由的绝不松口，集会结社的绝不允许，人民办报办刊的绝不给予，从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亦与政治改革一样被视作禁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仅仅在几声呐喊和几篇“伤痕”之后，便开始遭受重重打击、限制、并被迫迅速走向种种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生、发展、滑坡和恶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无从兑现的根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