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大陆人民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四阶段

   　　从中共建国到天安门大屠杀，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人民在思想上曾经历了四个变化与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阶段虽有对中共阴谋夺权历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政治镇压中，上千万人被处决、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实，使他们当中的幸存者不仅已经不敢言，而且已经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又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才会在施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呈现一派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荒谬昇平景象。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阶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为发端。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党专政，揭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但是，中共将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强迫劳改、劳教、直至逼迫他们家破人亡的残酷事实，终于使全体知识分子开始如履薄冰。他们不仅在党的教导下开始学会指鹿为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于不敢讲话、更不敢思考的悲惨境地。酷似欧洲中世纪黑暗宗教统治的中共专制思想统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于广大民众，其中大部分因惧怕共产党而日渐变得麻木起来；小部分人仍沉缅在中共的虚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过来。虽然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饿死四千三百万人的中共人为祸患，09 已经使大多数人民在感情上对中共发生异变，对中共的怀疑已经与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后，因毛泽东一再地喊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日渐地施以高压政策，特别是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迅速升级，乃使中国大陆人民只能继续陷入“不敢说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们，就更是在中共的强行教化之下，成为被共产文化鸦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个国中虽然恐怖日深，却又愈来愈弥漫着一股激越的左倾气氛。遍及国中的“高昂革命情调”，完全掩盖了“一片惶惶人心”。犹如“法国的痛苦完全被掩没在路易十四辉煌的专制王权之下”，虽然是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阶段的前三年是为中共的文革阶段，10 即中共疯狂地内讧、内斗和内乱时期。中间七年至四人帮垮台，是为文革余波横行和毛氏全面复辟君主专政时期。后二年，属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时期，是为过渡阶段。本阶段中国大陆人民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解为从畏共惧毛到顺毛造反，直至走向开始否定毛泽东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三个阶段。本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已经从毛泽东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认识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九七四年广东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虽然立场和感情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透出了对毛泽东君主专制复辟的否定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的誓言，实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阶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于“中共好官”。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复了权位的中共党人，所迅疾表现出来的霸道、贪婪，及其对人民的无情无义，特别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离了人民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愿望，使得腐败横生，从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后绝望。中共及其整个专制极权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彻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开始悄然来临。

第二、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

   一、双重思想解放运动的源起

   　　众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曾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运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固然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混乱和毛氏君主统治的结束，而给它带来了兴起的时代条件，但它兴起的直接原因，却是华国锋要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即“两个凡是”的路线。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又要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文革倒台干部的强烈反对。由是，一场从民间自然兴起，和由部分中共党人发动，首先旨在推倒“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在民间，作为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前驱的，是四人帮垮台后一场文学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学解放运动，既因小说《伤痕》而得名为“伤痕文学”，又因小说《伤痕》表现的是中共党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内讧中罹难的生活，因此，它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揭露和鞭鞑现实的作品，虽然缺少文学价值，却使得整个含冤忍苦的社会耳目一新，并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受到中共统治集团中文革受难者、即某些中共党人的嘉许和中共官方的允许。这个绿灯一开，一方面虽使得表现中共党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难的作品大量问世，一方面，却又使表现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学作品，得以冲破堤防，决如横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过文革，并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闭的血腥统治。其笔触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场反右斗争所制造的“千万冤案和冤魂”身上。由于人民借文学而长歌当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阶段的文学发展也就迅速地从“伤痕”转向了社会问题，亦即“问题文学”的诞生。一大批揭露社会问题、包括文革前后社会问题的小说，不仅应运而生，而且企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即企图直接干预生活，否定现实，揭露黑暗，要求变革。

   　　这一场文学解放运动不仅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而且成为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剂。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人民对小说的锺爱，以及由小说所表现、所唤起的社会情绪和世道人心，其在声势与规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而已。但是这一空前的文学解放运动，由于时代条件的本质不同，虽然在声势及规模上胜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却又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逊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诚所谓“呐喊未起声先哑”者。但是，诚如哲学的时代必然脱胎于艺术的时代，革新的时代又必然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一样，由它所艰难推动、或迅速诱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它一方面发出了“于无声处听警雷”式的呼喊，从而使得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成为人民与中共部分党人的共同心声；一方面又因它伴随着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号召，而与思想界的最早苏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学解放与理论解放的合流，及其对于整个思想解放的推动，又导致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贵州“启蒙社”的诞生。11 因此，如果说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论依据，那么，后来者们在西单民主墙头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风云，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内的波涛”了。12 当时，中共党内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邓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时机，击退了党中顽固派的僵硬守势，推翻了“两个凡是”，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确定了“与民让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鼓吹“继续思想解放”，一方面则很快就提出了“四项原则”，要强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多次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甚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3

   二、 中共压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刚刚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遭到了压迫甚至是镇压。彼时，获得了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以所谓四个坚持来摧毁民主墙，扑灭民刊，并逮捕了一大批民主运动参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仍然称﹕“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个指示中，中共对非法刊物的决策是，一方面“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一方面又指示“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弹。同时，陈云在坚决反对制定“出版登记法”时竟然说道﹕“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虽与毛泽东时代并无两样，却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大相径庭。

   　　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中共为了叫人歌颂他们的三中全会路线，并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鸣锣开道，不仅对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而且还蓄意将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逼向了由他们所诱导的“思想解放轨道”之上，将知识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和振兴中华者，一些倾心中共经济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识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进中共专制体制内，以在党内造就一支专门歌颂三中全会路线，既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又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上层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项原则直接约束和严密控制思想、理论和学术等领域的继续思想解放。二是以坚持四项原则为借口，重新加强党对文艺界、特别是对官方作家协会的领导，三番五次明令作家们“不准写文革”，明确指出文学只能从“正面”积极地干预生活，建立官方评奖制度以提倡党所需要的文学，压制党所厌恶的文学，极力引导文学走形式主义的道路，阻止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发展。以将刚刚开始出现的真文学，大面积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学歧途之上。16 从此，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被压在阴山之下，只能在民间流传；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优秀作家，有的被压迫，有的则被压杀；少数敢于抗争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为被批判和被处分，反而于民间获得了很大影响，有的则因为连发表都没有可能，或即使发表了也被明令给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传和评介，而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邓小平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在四项原则的幌子下，仍然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绝不容许任何民间出版物的存在，绝不允许任何民间文学团体的出现，有则扣以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绝不手软。对文艺界如此，对其它各界也就不难想像，从而将促成了他们夺权成功和改革开放局面的文学解放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利用起来又压迫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