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艰难发展与巨大成果

   　　但是，“颂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是任何专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邓小平及其党人对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压迫、镇压和诱导，实际上，只是造成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分裂而已。

   　　为中共诱导而走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上层知识分子，从此成为中共的一个部分。他们虽然构成复杂，有一些人确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却从此走上了效命中共专制统治和背离人民历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坚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实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却从此构成了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七十至八十年代兴起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一分为二，分道扬镳，造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特有现象和复杂现象。

   　　属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颂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对党中顽固派的反改革路线；二是为中共的改革找根据、出主意、想办法。其性质，是在不得不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动中共专制统治行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将一切改革的思想与理论，都规约在中共的四项原则之内，即中共的专制制度之内，亦即他们所自称的“体制内”。二是他们既然已经获得了在体制内推动“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对属于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与“越轨”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与激进”的理由来压迫之、反对之，或化解之、“引导之”。从而在客观上便越来越脱离了人民对政治变革的要求。

   　　相反，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在中共的打压下步履维艰，却又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其一、属于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艰难中继续遵循了一条从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专制统治这样一条思想解放的路线。二是伴随着中共改革的兴起、滑坡与严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条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确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变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专制的思想解放路线，从而认识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专制改良本质，和它不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历史结局。

   　　其二、体现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上述轨迹，无疑凸现了它反对专制改良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根本历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在民间的艰难复归，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的崭新诉求。这个再认识和再评价，虽然发端于对国民党抗战的研究，却迅速地扩展到了对清政府改革、孙中山革命和中华民国历史，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重新认识和认知，从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民间的巨大历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一要受到中共专制政权的禁止和镇压，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无言论出版的环境自由，并且，随着中共改革的严重滑坡和败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来愈遭受到更大的压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两个重要历史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只能在无形中发展，在无形中壮大，因而不可能产生自己鲜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无形和无领袖，反而造就了它别具的特色，这就是“十亿人民九亿侃”，即全国人民人人评政治，人人谈改革，人人想变革和人人指责中共“只图推行经济改革而绝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显然，非有如此社会局面的形成，则八六年的学潮既不会发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恰恰是具有无形特征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才在没有“出口、渠道和领袖”，即没有发言权、发表权、出版权和号召权的社会状况下，既推动了人心的迅猛觉醒，又造成了觉醒人心的超负荷积压。这自然为人民民主运动的一触即发和横流溃决，奠于了社会情绪的广阔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它既不能公开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开地推动其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式与方式来表现这一要求和推动这一发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的历史学者们，乃采取种种“包装”，将他们要讲的和要写的“暗渡陈仓”。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兴起的报告文学，便在真假拥护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会现状和改革真相，实为唤醒民心和激发人民对于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变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绍近现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会科学丛书的出版，诸如《走出中世纪》等一批隐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统治着述的问世，其对启迪民智、教育青年、抛开幻想和认清现实，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由历史学界和大量民间历史学者，包括作家、记者和军队中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们，所出版的大量历史研究着作和纪实历史文学作品，实为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奠于了难以估量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由这一民间历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对于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比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台湾和大陆的比较，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比较，就更加使得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名义下复辟”的历史较量过程，逐渐地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竟借小说而对辛亥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胆的、并且是正确的体系性认识，无非说明这一场诞生和发展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之中的历史反思运动，确已成果昭彰。18应该说，如若没有上述种种推动人民思想解放的作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人民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起与迅猛发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界为推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中，一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内知识官僚，亦在译介和编纂人文科学丛书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纪丛书”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一个与近代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不论是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程度，均远不及他们所没有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层次不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根本不能表现。就体制内而言，改革派知识官僚们不是强制自己不要继续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将解放了的思想公开出来；就体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饰以种种的伪装，或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盖其原因，无非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思想统治，其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专制所致，亦为近现代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于改革时代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所不能比。这个悲哀的事实，既造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不能尽其心，更不能尽其责，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暗潮愈烈，则伪装愈严，其表现出来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与实际上人民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离甚远。它虽然为中共的最终败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发性原因，却又为一切不知情者和难以知情者，企图了解和认知中国大陆人民、包括党内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实思想，带来了困难，曲解，甚至造成体制内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对抗。

   四、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派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结合点

   　　显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经济改革的迅速滑坡和严重滑坡，官倒腐败的轰然而起，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不仅造成了党内改革派与顽固派的巨大政治冲突和激烈的权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将身家性命系于中共改革派权力人物的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鉴于“改革存则他们存；改革亡则他们亡”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局面，从而使他们萌生了一是反对官倒腐败以救经济改革，二是要求实现体制内政治改革以推动经济改革的愿望。正是上述两个愿望，才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和体制外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两个临时的结合点”。然而，也正是这两个临时的结合点，才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与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于一九八九年空前壮阔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兴奋、支持，却又徘徊、流连甚至游离在这个运动的某些发展过程当中，从而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困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因有了最后的觉醒，而开始走上追求祖国民主变革的道路，有的却因为挣不脱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关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与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一、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

   　　“八九民运”的爆发，实为一九八五年以后官倒腐败的横行和中共反对实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运”的爆发，又是人民思想解放运动被迫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民正是在历经了专制暴政之后，才会对部分人曾一度倾心的专制政体感到失望；然而，人们也正因为对专制仁政即改革，复又感到了希望的破灭，他们才会最终地从失望走向绝望。当然，绝望了的人民，之对于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势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心灵状态的这一巨大转变，就没有可能了解为什么竟会酿成如是民主风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学潮的责任，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迫使胡耀邦下台等行径，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弹，亦是它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后，邓小平对顽固派的让步，因造成了党内另一个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党内斗争又伺机待发，所以，民主运动兴起后，赵紫阳以及一些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对运动的支持，也是民主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邓小平的两重性，或曰两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顽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运动爆发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杀的根本祸因。

   二、八九民运发展的四阶段和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第一阶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学生运动，直至中共《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此为运动的发动期。于发动期，运动在构成上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主体，性质上出现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败；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京率领千名举人上书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样，北京学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中共当权总理的接见。三是要求运动的“高度纯洁性”，即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介入运动，不允许任何有可能触怒中共的“过激”言论与行为发生。几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竟被学生领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严厉镇压的事件，实为其鲜明的例证。指它为八九民运的重大错失亦不为过。因为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它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四是重复一九八六年学潮中已经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前三条虽使运动在发动期明显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但若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残酷性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进行反抗的政治特点，则其明显的改良主义性质，实不如称之为鲜明的改良主义形式更为确切。而上述第四条实已标志了在改良主义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这一民主要求，无疑已经表现了运动自一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民主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