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应该指出的是，仅仅证明了“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还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进一步的深刻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不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头。而八九民运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却决然不愿施行政治改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革命时代；相反，八九民运却遭遇了一个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复辟岁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相反，“八九”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复辟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终。由是，中国人民才终于迎来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八九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下，让腥风血雨洒遍了整个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时代，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制倒退的“复辟岁月”。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和实现复辟乃是在“共和的旗号之下”一样。虽然中共的专制复辟乃为北洋军阀们的专制复辟所不能比、也不该比。

第一、清王朝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简单对比

   　　本节标题之所以称清政府是为改革，邓小平是为改良，乃是从他们在专制改良的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深与浅而言。下文将从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试以说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邓小平改良的相同点

   　　其一、两者在本质上均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都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旨在维护专制统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两者在理论上的相同之处，是均没有一个真正近代或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其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却都有一个维系和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做为他们改革的桎梏。前者为孔孟儒教、三纲五常，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才一个要空喊“富国强兵”，一个假喊“振兴中华”。然而，两个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长治久安”，即“专制长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两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处，一是均以经改为主，二是经改均历经两度，三是都搞的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四是都搞的是对内搞活、允许个体经营的存在和发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许），五是均设立经济改革的特区 —— 只不过一个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一个却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贵风流乡”。其四、两者都反对过政治改革，特别是都反对专制制度的改革。只不过清政府曾从坚持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三个不能变（参见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却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四个坚持”。二是均血腥地镇压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们逃往国外。三是均在镇压政治改良派两年以后，因统治危机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经济改革运动，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经济局面。四是在二度经济改革中，与近现代各国曾推行改良的专制政体一样，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镇压，企图以此维护正在江河日下的专制统治。只不过中共对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镇压更加广泛、更加残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宪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经改中，高度集中权力，强化专制统治，一个将权力集中至满族贵族、直至皇族一身，一个则将党权集中到企图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地步。六是尽管如此，却同样造成了专制权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层层削弱，其专制权力的瓦解和崩溃同样势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不同点

   　　其一、就改革动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属于王朝统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阶段的“自救”行为。邓小平的改良却属于一个专制复辟政体“为维护其复辟统治而进行自救”的行为。二是清政府于历史消亡期的一切败症，虽是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处于历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现，却也是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下的现实反映。但中共的种种败症，除为复辟的专制政体所共有之外，却是它在“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局面之下，长期地和一再地要“斗天、斗地和斗人”的一个政治恶果。是故大清朝虽为外族统治，又运交专制制度的末路，却能够绵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为自救而实行改革；而中共作为一个未曾统一的复辟政权，虽运交国际共产专制复辟的兴盛之日，却只撑持了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来自救了。

   　　其二、就经济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虽然垮台了，但是，清政府长达五十年的两度经改，却“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形成”（参见上卷第一章注释）。然而，中共的经济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将为它所破坏殆尽的的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进行了远没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复。中共以恢复农民的小生产来救社会主义的命，以恢复个体户的历史性正常存在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复“旧中国”已有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它二度经改的标志；其表现和成效又如何能够与晚清相比。

   　　其三、与清政府毕竟实行了“百日维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诺君主立宪的二度改革相比，邓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废止过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产农奴制，和发出过政治改革的数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无政治改革的实践可言。二是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维新”之后，中共开枪和开坦克车杀人，却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却根本没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与清政府顽固派对政治改良派的镇压相比，中共杀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它的杀人主凶恰恰是发动了改革和领导了改革的改良派领袖邓小平。四是中共对仅仅是自发地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人民进行镇压的极端残酷，及其杀人之多，不仅为慈禧太后、而且为近现代任何一个正处于改革期的专制政权所不敢比。

   　　其四、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允许人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不仅允许知识分子宣传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而且允许宣传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处于高喊改革中的邓小平和它的中共，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不仅不给人民以应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一再地要反对、限制和打击宣传现代西方的精神文明，并名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亟欲扑灭之，而且将其一党独霸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监控得愈来愈紧。

   　　其五、与清政府用上谕诏告天下愿意“废除满族特权”相比，正处在改革期的中共权力集团及其“老干部和接班人”，所拥有的特权之愈来愈多及其越来越贪，则为中国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历史所望洋兴叹。

   　　两相比较之下，称清政府是为改革，中共是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无非清政府只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陆政权以及中国大陆的所有社会机构，竟全然是中共一党之机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权之外，皇冠上并无一个君临一切的党权，即教权；而中共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统治，却将教权、即党权凌驾在政权及一切权力之上。而党权的至高无上，之不让与不放，更被视作天经地义。再者，党权的基础与核心便是定于一尊的党义，即教义。如同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一样，其作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与心理障碍，之绝不可以触动的极端专制本质，自然也就使属于政权范畴的改革难于上青天。这既是邓小平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之所以远逊于清政府的内在情由，更是邓小平改革一触及政治改革，便连经济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缘由，和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经付诸实行之后，而邓小平杀人却是在人民仅仅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终原因所在。更何况清政府是一个大一统的正宗王朝，中共却是一个未能统一的短命复辟政权，其于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与它作为复辟统治的更加顽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一、从理论、历史和当代的事实来看

   　　其一、从理论上来看，近现代各国专制政体的改革，不论它推行的仅仅是经济的改革，还是掺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仅是为了苟延专制统治，都一再地和最终地诱发了革命。

   　　其二、从满清王朝同样是意在自救的经济政治改革运动来看，虽然经改和政改交错，甚至有血有泪，但它无非是将自身改革的历史，孕育成了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罢了。

   　　其三、从当代苏联、东欧共产专制制度崩溃的历程来看，可以说，它们个个都是改革在先，垮台在后。有的虽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苏联，然而，它却迅速地导致了自己以及东欧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崩溃。因为，只要共产专制制度不彻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会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场伟大民主变革就必然地会及时到来。虽然，它会引发较大、较强的阵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经解决，所以，阵痛过后，势将迎来一个能够真正迅速发展的时代。东欧一些原共产国家近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明显发展和进步都是明证。虽然俄国由于共产专制复辟的时间过长，并且，新政权由于种种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国的共产党虽然亡国却没有亡党，所以，它因“过渡”所带来的阵痛，就较之东欧其它共产国家更为长久，甚至更为痛苦。但是，俄国人民的选择却是明确的，其民主过渡将必然会走向它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