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来看

   　　其一、由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大陆早已崩溃和彻底崩溃，中共赖以控制和强化思想统治的基础早已不存，因此，中共专制政权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由是，人民已经否定了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合法性。　　其二、由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数十年来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只能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崩溃和消亡，亦早已将中共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扫荡罄尽。犹如有近六十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识形态来立党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权已经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于中共在思想上已经走上了无路可走和无路可追的境地，已经自信全无，所以中共才会高喊“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才会嘶叫“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会消极接受苏、东、波的教训，中共层层官僚才会纷纷搞钱“留后路”和个个“及时行乐”。这就为中共的必然垮台和自己垮台做好了至为重要的准备。

   　　其四、从中共八九年后的二度经改来看，其内容只是在决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纵经济改革，实际是放纵“人欲”，结果则是在一片虚假繁荣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个社会日益走向贫穷、不公和腐烂。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竞争”这样一个根本的社会政治条件，所以，它才不仅要造成种种败症的出现，而且必然会造成在中共专制政治体制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后失败。中共整个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垮台也就势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被蓄意制造出来的“理论”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即专制权力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是由于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来，所以，另一部分才会必然地要贫穷下去；二是由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性，所以社会才要承受转型的阵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会必然地被剥夺。这个希望被剥夺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牺牲的所谓理论，显然是在依据马克思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错误思想，既要告诉剥夺者，他们的疯狂剥夺乃是理所当然；又要警告被剥夺者，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能逆来顺受。但是，它却违背了一个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即在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贫穷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只要看一看被马、恩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所描写的“贵族们的日益贫穷化”，和他们在新生资产阶级面前的可怜相，我们就能够相信，今日中共权力人物及其子弟们的超级贪婪化和超级富裕化，与那个所谓的残酷的资本积累理论该是多么地不能相称。必须明确的是，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和近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相生相成的。唯有旧专制权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带来自由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也只有在专制权力走向消亡的时代，才能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带来它先决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然而，由于中共的专制政治权力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在强制地进行着加固，所以，它才为自己权力阶层和贵族子弟们的残酷积累，制造了黑暗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当然，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中共专制统治集团及其权力的附庸者们，对全体人民的最后掠夺和疯狂掠夺罢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今天居然要用马克思意在揭露和进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不合法”的理论，来为中共进行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如若马克思先生在天有灵，岂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终？

   　　其五、从中共二度经济改革所一手制造出来的高度官场腐烂和高度社会腐败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所迅速呈现出来的，已是一片亡国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径，甚至为挽救专制统治的命运而一再推出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国大陆一片亡国之象的真正来由。只要稍稍听一听中国大陆遍地流传的民间歌谣，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样，中共的改革非但没有治愈腐败，反而使腐败歧生歧长。而不可治愈的制度性腐败，便是前夜来临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变革的历史要求来看

   　　其一、因现实的痛苦唤醒了历史的痛苦，人民才会渴望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应该承认的是，由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确实适应了彼时国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够“学好、改好”。人民确实是宽宏大量的。但由于中共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并保护官倒腐败的横行，从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邓小平“专制仁政”的本质，仍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政权。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仅仅是要求他们实行政治改革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的专制暴君本质也就因此而暴露无遗。由是，经历过毛泽东长期专制暴政统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间，因“新仇”唤醒了“旧恨”而走向了最终的觉醒。这个觉醒的实质，就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专制暴政、专制仁政和中共专制权力现实合法性的全面否定。于是，前夜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

   　　其二、因现实的觉醒导致了历史的觉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泽东死后和华国锋垮台之际，中国大陆人民和邓小平曾先后“共同”发起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曾艰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专制暴政。第三阶段则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国民党抗战为发端，开始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再反思、即再认识。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因伴随着中共改革的推动、发展、滑坡、停滞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属于对中共权力现实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是中国大陆人民正在从根本上对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质，和中共“革命”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产生了真认知。由是，作为中共对立面的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中国”对立面的“旧中国” —— 中华民国，和作为被毛泽东与共产党在实际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直至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须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和再肯定的历史地位之上。

   　　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之迅速、迅猛、广泛和深刻，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所造成的广阔而且深远的影响，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在历史事实的澄清和理论研究上的成就，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所已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性转折，实已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对中共权力的现实合法性进行否定之后，已经对中共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产生了全面质疑，直至走向了彻底否定。

   　　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在被中共统治、欺骗和折磨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认识到中共的“革命”不过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反扑和反动，是对辛亥之前中国专制制度的一场空前复辟，是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以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对于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血腥“补课”。它不仅强行地阻断了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而且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强行拖拽在反动与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终的觉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场改革的结局，便是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来临一样，中共这一场改良的结果，亦同样会迎来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只不过这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既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继承，又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完成。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或曰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如同近现代一些先进国家一样，终于在历经了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惨淡较量的主体历程之后，就要迎来她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最后成功了。前夜已经来临，变革必将成功。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何谓“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何谓“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后者是要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国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才产生的“君主立宪”，及其逐步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革命爆发后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交替时期的日本，虽然在近现代进步的国际条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据走向了专制统一，即由封建式君主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式君主专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它在实质上不过是整个专制制度发展范畴内的改良，即专制制度发展期的改良罢了。虽然它同样经历了武装改良、即“倒幕战争”的洗礼。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早期改革，都属于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徵，都是处在专制制度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于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