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与复辟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体表现。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种，便是较量过程中的暴力冲突。第二种则表现为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如果说，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间，英国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的反复较量，早已表现在第一和第二次国内战争中，则一七九二年，当法国民主派因国王与王后叛国而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之后，由旺岱农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国六十个郡农民对于巴黎民主政权的叛乱，便差一点将革命的法国变成了复辟的废墟。至于列宁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专制制度，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于俄国国内挑起的七年残酷内战，不知将多少无辜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由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导致的内战与混战，更是长期地使国家与人民陷于混战与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与复辟之较量所引起的国际战争而言，除掉欧洲七次“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以及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别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之外，单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便已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广泛较量，推到了难以言状的残酷境地。由新兴的专制统一的德国和欧洲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在欧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经走向民主进步的欧洲重建专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强大的国际专制势力共同联手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亦同样是向全世界民主进步的的疯狂反扑。至于二战以后，随著东西方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的迅速明朗化，所带来的东西方对抗，亦无非是将无数激烈的较量，隐蔽在“冷战与杀机”之中。而许多国家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主要历程中，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付出的种种牺牲，就更是难以尽书。

第五、近现代专制复辟的共同历史特征

   一、实现专制复辟的种种形式与方法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当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公然地卷土重来已经难以得逞之时，其实现专制复辟的形式和方法无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义下，实现专制权力的复辟，或推行专制复辟统治 。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二是假宗教的名义，或在教权的支撑下恢复专制复辟统治。这在中世欧洲曾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 ── 因为教权乃是封建专制权力的最高象征与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现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推翻王权的“革命”及其结果，亦充分说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现代最为危险、亦最具迷惑性的专制复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义以反对民主革命。特别是在共产革命的旗号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名义下，发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传统型农民造反，以达到、或在实际上达到复辟整个专制制度的目的。这种复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即在传统农业社会尚未解体的地区和国家，如东欧和东亚，就曾获得相当的成功。

   四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政党政治”这一政治形式的广泛兴起和使用。虽然，它作为团结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形式，固有其相当的先进性，但是，它作为一种时髦的政治形式，亦为世界许多国家、甚至是专制国家与复辟政权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作为复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极权统治的现代专制力量，便成为近现代某些专制政权、特别是现代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的一大时髦。这种政治形式固为现代所有共产国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产国家将它发展成了利用党权以实行专制极权的最佳形式。

   二、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种种手段

   由于任何一个专制复辟政权都是意在维护、修复、甚至是重建专制制度，恢复专制统治，所以，它们在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也就颇多共同之处。

   一是强化专制权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著专制国体的被解体和专制政权的被推倒。因此，专制势力一旦卷土重来，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复、重建专制国体与恢复、甚至强化专制权力，作为其实行复辟和巩固复辟的根本大计。历史的事实是，无不意在恢复和强化专制权力的近现代各国专制复辟政权，特别是在革命名义下实现了专制复辟的苏俄、中国大陆等共产国家，其对于专制权力的高度强化，早已为世所认知。

   二是归复等级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专制等级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会秩序。反之，专制制度之根本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专制等级制度。严酷的等级划分既是专制统治的灵魂，则复辟王朝、或因复辟而建立起来的新专制政权，就一定要归复和重建等级制度，藉以保证专制复辟政体“权力结构”的绝对稳定性。复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义所建立的崭新复辟政权，亦无不以重新划分等级和建立等级制度为其要旨。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如是，苏俄的共产专制制度亦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等级制度，则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专制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厉行镇压手段。专制复辟统治虽是被推翻了的专制统治之再生，实为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参见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因此，专制复辟统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无不“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此其一。其二，专制复辟统治，又是民主革命爆发后，因专制势力反扑成功而恢复或重建起来的专制统治，因此，要人民对卷土重来的专制统治心悦诚服，实非易事。因为此一时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时的人民了，因为人民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其三，即便复辟的不是旧君主和旧王朝，而是以其它名义，甚至是以革命名义实现了复辟的专制势力，正因它们是乘民主革命或社会动乱之机，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们才不仅深谙“革命之所以爆发及其如何爆发”，和“统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们的专制复辟政权。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领袖陈云顽固地反对制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证（参见下卷第七章第三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才不可能不厉行镇压手段，这也是它们欲保住这个专制复辟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所以，当它们一旦为保权和保命、即保卫复辟而行动起来时，它们无疑要比非复辟的正宗专制统治，来得更加的残酷。

   四是强化思想统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并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专制政体，无不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无不以新思想的兴起与滋蔓，和旧思想的消沉与崩溃，作为革命爆发的前奏。英国民主革命固与新教思想的传播关系甚大，法国民主革命则更与“平等、博爱、自由”之民主、民权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休戚相关。中国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欧风美雨影响的历史产物。因此，为维护旧思想，铲除新思想，打击与摧毁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崭新民主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任何一家专制复辟政体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视的大事。因此，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为从根本上杜绝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为彻底剿灭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为专制复辟政权较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 耶稣会”，就是旨在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第一、就时间而论

   革命既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则民主革命便决不仅仅具有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次历史事变的意义，无疑应该是有始有终，并有过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过是法国民主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而已。

   同时，既然在民主革命爆发后，尚存在著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普遍、艰难、复杂和激烈的过程，所以，各国民主革命也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体历程”，才可能走向最后的成功，即民主对专制的最后战胜 ── 她的标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确认与确立。由是，我们就应该将民主革命自爆发到革命的反复较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过程，即全范畴。从而对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有一个甚为科学的界定。这样，我们也才可能对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始与终结，尤其是她的复杂历程，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才能使那些身处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状态中的国家或民族，避免将阶段性的专制复辟当作民主革命已经失败的标志，从而树立民主革命必将走向最后成功的信念。因为，英国民主革命并未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走向失败。法国民主革命更未因波庞王朝的复辟而未获最后的成功。希特勒打著国家社会主义招牌所煽动起来的复辟炽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国于短命的必然。苏俄与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虽然夺取了反扑民主革命和颠覆民主政体的成功，但是，他们一个已经自我崩解，一个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决心就必然要面临覆灭的命运，无疑已经昭示了：以二月革命胜利为始的俄国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将一定会走向最后成功的历史前途。

   第二、就内容而论

   在政治革命领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新社会制度，以确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贯彻与实行。所以，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就是建立和反对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较量。因此，也只有为建立这个新制度而奋斗，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了这个新制度，才可视为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