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革命领域，鉴于不能最终地推倒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与影响，便不仅会给民主革命的发动带来困难，甚至能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造成先声夺人的局面。可以说，任何一家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如满清王朝崩解前对“三纲五常”的推崇。同样，任何一股专制复辟势力，要复辟就必定要独尊专制的思想和文化，犹如“尊孔”便是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因此，革命前的思想发动，即宣传和张扬民主共和的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后的思想建设，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扬弃，一方面则是积极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击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攻；也就成为民主革命之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了。

   在经济革命领域，由于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对专制权力经济和要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结果；由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速度和程度，与自由经济形成的规模和成效，乃是民主与专制之较量往复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努力推动自由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迅速解决农民的问题，即解决土地的问题，就成为攸关民主革命成败，尤其是革命与复辟谁胜谁负的重大环节。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在革命爆发后，能否立即著手解决之，将无疑对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农民在专制势力的诱逼与发动下实行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便实在是不能稍稍等闲视之的。法国农民对于法国民主政权的全面叛乱，西班牙农民对于王朝复辟势力的广泛支持，辛亥之后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所带来的惨重后果，和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正因为在台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巩固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并终于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训和经验，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鉴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论

   显然，在我们一谈及革命的形式问题时，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结束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带有迅速推进、甚至强行推进变革进程的意义，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来推动之和进行之。更何况历史也从未给革命规定某种必须的形式。但是在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发展中，民主革命确实是过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说道：“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为“应当作出牺牲的人和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人的冲突”，并由此将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责任，平分秋色地套在这两种人身上。再次，他显然是无意地抹杀了是与非的界限，而且视革命为一个碟子并不响的把戏，恰恰忘记了由他自己所叙述的法国革命史，已实实在在地把法国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质，叙述得那样准确。

   他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是让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玺大臣巴朗）把三级会议之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则一概排除。”07

   于是，米涅又说道：“这完全是对国民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说是公开的对抗。”08 然而，正是这一无知与公开对抗（公开对抗更准确 ），才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并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后才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流产，同时酝酿了革命的发生：第三等级被迫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便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遂冒雨到达网球场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前，绝不解散国民大会”，并且吸引了第二等级自由贵族代表的积极参加；六月三十日，国王派兵镇压群众游行，无奈士兵竟以高呼国王万岁为手段，拒绝接受命令，国王遂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决心镇压；七月十一日，国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七月十二日晚，国王调集的军队与巴黎的群众发生冲突，暴力镇压终于开始；七月十三日，群众被迫拿起武器准备起义；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残酷镇压而狂怒的群众终于攻占巴士底狱 ── 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无可奈何，也无从避免地被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再将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级会议上，国王同意以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表决政治问题，那么，第三等级便不会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如果第三等级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不曾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便不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冒雨去网球场宣誓；如果国王同意国民会议制定法兰西宪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尔塞调集军队试图镇压，并且不在此时此刻解除内克尔的职务，其后，更未造成国王与军队的冲突和群众与军队的冲突，则群众绝不会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如是，法国革命便既不会采取暴力形式，更不会沿著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个法国革命的历程与暴力形式再也脱不开干系。同样，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宪和君主立宪的宪法制定以后，能够安于他们已得的权力，而不是阳奉阴违，密谋与欧洲专制势力联合，以拼命摧毁法国革命，并决心反攻倒算，国王和王后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近现代各国所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无一不是专制统治者“逼上梁山”的结果。并且，更应该说，近现代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无一不是被专制统治者们有预谋、有计划，和寸步不让、步步紧逼的暴力镇压阴谋及暴力镇压行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发，除掉极少数是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响下，并在被迫革命的形势形成之后终于发生以外，常常都是群众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动机的状态下，因为遭受暴力镇压而群情激愤所致。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菜市口的刀光剑影和人头落地，孙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弃”；如果没有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没有俄国共产暴力革命发动的借口；09 同样，如果没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则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以及其后的大陆民众，便绝不会“暴动和暴乱”，而只可能继续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方法，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力。这，便是近现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这个真理，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指责革命、尤其是指责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场，建立一个分辩的事实基础。只有明燎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为坚持理性而追求和平与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并敢于在专制统治者的残酷暴力镇压面前，同样能够为坚持理性而维护人民正当的暴力反抗权力。因为在不应该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时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应该、并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时却不敢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则同样是不理性的。

   这样说，自然不是志在号召要用暴力革命来推倒现存的专制制度与专制政权。因为自古“变革天命”便有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当代，波兰团结工会坚持长期合法斗争以结束波共一党专制的历史，东欧共产国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权更替的经验，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交接棒式地和平解决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转换、即过渡的初步成功，这一切无不说明，在我们的时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变而非暴力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从专制向民主的最后过渡，和解决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最后较量，藉以将变革时期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已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具前景的了。它不仅是当代人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养得以提高的一个重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已经日益不得人心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也正是这样两个原因，才造成了专制政体自身的分崩离析局面，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权力人物民主意识的觉醒，或民主素养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作为当代和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他宁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权力，却愿意将民主与自由从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下解救出来，并还给了自己优秀的人民。因此，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彻的证明。因为专制必败，民主必胜。因为人民必定是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最后胜利者。

(第一章 革命与复辟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