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作为农民革命思想动力之一的天命观念，因农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思想动力，即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归于幻灭，所以，起事之初用以号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号，便立即成了几句空话。为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划定名位和重新划分等级所刺激起来的农民英雄们，对于权位、金钱和美女的追求与争夺，便必然要引起内讧与内乱的发生，而首先从内部腐烂起来。陈胜、吴广的“张楚”毁于斯，太平天国的洪、杨内讧起于斯。做成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兴内讧、杀功臣、灭冤党”，以维护帝位、王权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内讧，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内讧，才将追求人间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毁灭在起事英雄鲜血淋漓的互相仇杀之中。洪杨、洪韦的疯狂内讧过去之后，每逢周末，当洪氏天朝的官员们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讲“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条”时，伫而听之者，已经寥寥无几了。应该说，正是农民革命内讧的必然性，才为农民造反的英雄们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同样，也正是成功后蓄意兴狱和制造内讧，即采取“飞鸟尽、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维护一姓江山，才保证了新王朝的确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统治地位。

   传统农民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对立和矛盾，还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就是鲜明的暴民运动性质。这是因为，是天命观，才给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以要求变革天命的根据，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才给了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帜，因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动人心和号召造反。但是，一方面虽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却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毁灭平等，从而必然造成革命结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径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实现时的疯狂破坏。加之长期专制统治之下，传统农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简单的专制观念，再就是对专制统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对于思想、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及蔑视，也就于不知不觉之中强化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内讧的残酷，流氓无产者的介入及放肆，和农村中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即不仕子们，对于时代、社会、官场和达官贵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种种变态心理及其必然发作，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成为那一帮乌合之众的当然领袖们时，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变成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然而，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造反者的眼里，不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气壮。这无疑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以破坏为能事，杀戮为泄愤，蔑视知识为本色，迫害士人为天职，扫荡天下为壮举等种种暴民行为的根本由来。黄巢攻陷长安后，不仅“搏棰居人索财，号淘物”，而且“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以乱之，捕首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资，宗室候王屠无类”。02 黄死，秦宗权更是“屠老儒，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唯乱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则“勋戚文武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04 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克襄城时曾“擤刖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垦杀成都民于中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05 太平天国洪杨内讧时，韦昌辉竟能率众于一夜之间便杀害杨秀清部三万余众，致使江水变色。然而，毛泽东却说：“农民起来了，好得很，他们冲进地主的家里，连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农村失意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不仅精彩地描写出“农民起来了”的生动情景，而且把农民革命造反的暴民运动特征，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失意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变态，都表现得相当地形象和贴切。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对于那些在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泼皮二流子们 ── 美其名曰“流氓无产者”们来说，07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显然，正是这样一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命”（参见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及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毛泽东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和事实证明。

   由于传统农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因而，它才在世界专制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史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由是，传统农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为一场推翻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却在革命的结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前所说，其作为传统小生产和传统型小生产者的“天敌”，既带著工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所散发的新鲜历史气息，又带著足以撼动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乃至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所以必然要遭到传统农民的反对。因此，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当民主革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去及时地摧毁和改变这个基础，甚至还期望著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农民也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时，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获得力量的暂时强大，却又因此而完全可能为自己埋下可怕的祸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够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及时地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因为农民的革命家们，他们确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刚爆发时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胜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转来进攻民主政权，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从而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上，又增加了一个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如果这个国家里的传统型农民革命，又接受了为近代西方科学所包装好了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那么，其所能焕发出来的更加疯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质上要求复辟的欲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不仅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个新世界”了。俄国长达七十余年的悲剧历史，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祸延至今的专制复辟现状，以及东欧和亚洲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二战之后因“革命”而重蹈专制厄运的悲剧历程，实已证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性。

   提要：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十五忆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记念碑”。

   第一、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著，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