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朝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农民有著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著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著“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展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命有著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特征（参见下卷第二章第四节），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著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本段标题，显然套用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荒谬命题的形式。 　　列宁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极为荒谬，而且在实际上，也已经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彻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缔造的那个红色苏维埃国家，不仅被举世公认为赤色帝国，并且早已被他异国的徒子徒孙们指斥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个赤色帝国在一九九一年的寿终正寝，也已在实践上证明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真理。

   这绝不是历史的一个“圈套”，而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嘲弄”而已。

   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者们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虽然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欺骗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之整个历史阶段内，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钦定的概念，既已道明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体关系，那么，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制度”的总概念，也就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质上体现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当我们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要用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区分开来之后，我们自然就为论证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廓清了道路。

   一、专制复辟是专制制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说，专制复辟有三个层次 ── 一是王位的复辟，二是王朝的复辟，三是专制制度的复辟。第一种固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历史之中，第二种虽由一个王朝的兴废而来，但它既有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发展和维持的过程当中，亦有可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制度的灭亡期。如果它属于前者，则它不仅是王朝的复辟，而且也是专制制度的延续或强化；如果它属于后者，并且专制制度已经随著这个王朝灭亡过一次或数次，那么，复辟才既是这个王朝的垂死挣扎，又是这个制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在整个专制制度处于死亡阶段，却依靠暴力共产主义理论，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以再造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不论它打著任何名义或旗号，它都是整个专制制度于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个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罢了。

   二、专制极权是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

   因为专制复辟乃是专制制度死亡期的一种死亡形式，因此，垂死的状态，必使这个形式具有挣扎的疯狂性。这一疯狂性，因在愿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决心和“气概”，所以，它才会在自己复辟成功的历史时期内，调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全部专制手段，以强化其复辟的专制统治，以疯狂地压迫和打击反复辟的社会力量。由是，专制集权便会在复辟的历史阶段、即专制制度的死亡期，走向专制的极权，即在各个方面强化专制统治，并要将复辟期的专制统治推向全方位专制统治的极端。此其一。其二，盖因专制复辟是在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卷土重来，因此对于已经实现了复辟的专制统治者来说，采取“根绝思想解放，灭绝思想异端，消灭革命愿望”的手段，以将集权推向极权，以实行全方位的专制统治，以杜绝革命的再一次爆发，也就显得无比的重要。路易十八复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圣· 耶稣会”，便是最为鲜明的历史例证之一。24

   正因为如此，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才一是在理论上公然宣言“阶级专政”；二是在实践上以阶级专政为幌子，公开实行一党专政；三是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以无限地强化思想统治；四是反对自由经济，取缔市场经济，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的名义，来架构无计划的专制权力经济，更借用国家、人民和“公有制”的名义，剥夺全体民众的财产，将之归为“公有”，实际却是归为“党有”，说到底，无非是归为专制统治集团和专制特权集团之所有罢了。苏共、中共等等共产党统治集团，以及附属于他们的特权阶层，之对于人民财产的疯狂占有和侵吞，无耻挥霍和浪费，在今日已经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民，只能沦为共产党统治集团之工奴、农奴和知奴的悲惨命运，也早已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极权统治，在实际上乃是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疯狂复归，和对于封建君主权势的加倍奉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父子和齐奥塞斯库家族等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他们在前期对于权力的绝对占有，和在后期对于财富的超级占有，早已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历代专制君主的事实，无疑已经证明了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极权性质和罪恶状态。

   三、教政合一是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产专制之实行思想上的残酷统治，固然人尽皆知，但其本质和要害却在全面归复和发展“教政合一”式极权统治。

   中世纪的宗教教义，虽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经典，但因它获得了统治人间思想和人类灵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到了教政合一这一“灵肉并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辙的是，也正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类的“最高指示”之下，才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奉上了宗教经典式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且使得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获得了“党权神授”的根据。这个神，无非就是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罢了。诚如毛泽东所坦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才变成了现代共产专制国家“党政合一”这一最高形式。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会的力量，才将其教权伸向了世俗王权所能够达到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代共产专制国家的一党专政，则是借助党权才实现了对于政权的无限扩张。所谓党政合一，无非是对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