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日期定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选举法要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以共同扑杀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对著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请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名民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三、孙中山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志在建立民国，“于斯竟成”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具体表现在：（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18 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19 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20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1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22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24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著清王朝的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26 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27 一时间宣传欧洲革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著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义精义，标志著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自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