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著“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矣！”46 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4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49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尔细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51 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著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然而，他们与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别有用心的责难与否定，却有著根本的区别。他们无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或打著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念，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著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52

   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恃手中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