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连中共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4 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面，辛亥之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55 上述一切，无不标志著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共产革命。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共产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新沙皇专制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中共“革命”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中国共产党就正是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革命为手段，以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反对和推倒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虽因师法苏俄而达到了制造革命混乱和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却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

   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但是，近五十年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用心，一是指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那一声“炮响”，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将中国的工人阶级喊上了历史舞台，从而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它诞生的背景和借口；三是毛氏所谓“新旧”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将辛亥革命划归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将中国共产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为了发动中国共产革命，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列宁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历史经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四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 中华民国，而他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所发动的那一场中国现代农民造反，却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他为了在“革命与共和”的名义下维护专制复辟政权的合法性，并标明他已经“改朝换代”，也就必须推倒孙中山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并且绝不允许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归宗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著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所谓“围剿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为护国所必须”，即是指中共在苏俄指使下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叛乱和叛国，必须予以剿灭。因此，是护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华民国，还是阉割和颠覆中华民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大陆人民的心头，指引著我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方向。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著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56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57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