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著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