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著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 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 拉· 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 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著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著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