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岁月。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著观望和研究的态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共学社”亦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