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著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著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一战线的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命。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09 辛亥之后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复杂分裂状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军阀首恶，削弱军阀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