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著“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10 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行”。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就为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 ── 革命与复辟开始出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15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