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条件。因为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

   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也就无由达成了。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论者指国民党有所谓“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一说，并非指国民党中向来就存在著左、中、右三派。诚如本书下卷第一章所论，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无非是在国民党有了“联俄容共”做法之后，苏俄为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才按照“亲俄、远俄以及反俄”为界限，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分割的一个恶性结果，或曰国民党为苏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国民党“左派”的性质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权力病”的来由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论述。

   再者，指国民党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权力病，是因为自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宁方国民党决心“绝俄清共”，汉方国民党决心“别俄分共”，其间三、四年，国民党“左派”的发病，实际上应分为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孙中山先生将“联俄容共”的一档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凯去办，由于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担负了争取俄援的重要任务和艰难角色，因而，廖才成为代表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共进行“联、容”工作的关键人物。唯因这个关键人物在具体从事“联俄容共”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定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则不仅将孙中山本人的失误“贯彻不误”，甚至将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凯与中共党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7 一九二三年二月，当廖仲凯于日本热海会见苏俄代表越飞时，就曾对越飞所言“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感到很“放心”。当时在场的陈公博，后来曾回忆说：“越飞告诉我，苏俄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地说，中国只能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联希望共产主义何时能在中国实现，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很滑稽地笑著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作革命党，就要作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不必再讨论了！” 18

   由于廖仲凯在这里表现了可爱的幼稚，即当真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凯，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凯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19 廖仲凯对苏俄的信赖，与对本党反对“联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经溢于言表。

   由于廖对苏俄已有这样的崇信之心，因而当国民党“一大”通过“跨党案”受阻时，廖乃慷慨激昂地拥护中共“跨党案”，深恶痛绝地反对自己党人关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诚如中共党人谭平山后来所夸奖的那样：“廖仲凯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凯先生竭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单引号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凯“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应该说廖仲凯推行“联俄容共”的早期做法虽已过分，尚情有可原。但是，当他终于将“联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亲共”之极端、即走火入魔时，则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包括对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道路。他颂扬苏俄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著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的坚定立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为了不使中国国民革命招致列强的更大反对，而制定和坚持的“不加入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决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