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护共”。就事实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廖仲凯就曾主动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从此造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成为“以共乱国”的祸源（参见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长，又将工人部秘书一职交由共产党人冯菊坡担任，并由冯全权处理部务，从而为中共策划工人运动，扰乱国民革命，造成先决条件。三是推荐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推荐澎湃在农民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开展其他农运工作，从而为中共广泛煽动农民革命和暴民运动，以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造就了基础。四是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荐刚刚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荐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件。并为来日中共对北伐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叛变埋下了祸因。

   再就是他为苏俄和中共阴谋分裂中国国民党，起到了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为苏俄和中共要将国民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并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即支持亲俄派和打击反俄派的阴谋策略，不仅因他而构患于国民党领导层，张扬于普通党员当中，并且得以“运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场，而在国民党中形成了鲜明的分裂与对立关系，从而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制造了先机。孙中山逝世前，廖对本党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维护本党利益”的同志，还仅仅是采取压制的态度，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纲领、立场和法统的行为，亦只予以维护与包庇。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竟以自己在党中的地位和权力，将那些为维护本党利益而揭露共产党不轨行为的本党同志，“试图清除出党”，23 甚至完全站到苏俄和中共一边，不仅按照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旨意，公开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声称：“替工农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我们不独要革军阀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将党中所有不赞成“联俄容共”、或是揭露与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的同志，不仅统统打成“右派”，并且还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们的命”。他的幼稚病，终于走火入魔到了已经完全背离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的立场，从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党组织以外的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了。中共之所以称他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农民运动的贴心人”等等，实是由此而来。24

   最后，则是他听命苏俄而“拥汪倒胡”等做法，实为苏俄和中共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即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和大本营代帅的胡汉民先生，一向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孙后也已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领袖。然而，作为胡副手的廖仲凯先生，只因胡一向“远俄远共”，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所嫉恨，于是，他便按照苏俄顾问的旨意，卖力地促成了一场“拥汪倒胡”的阴谋政变，将汪精卫 ── 这个“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权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从而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败的危险深渊，并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虽尽忠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却因为幼稚而更尽忠于苏俄和中共的“最后一功。”25

   第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说廖仲凯在“联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后，汪精卫发作的便是“左派”权力病。这是因为汪精卫原来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说过：“共产党徒如果掺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有危险。比如西游记上所说的，孙行者跳进了猪精的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鲍罗廷曾找他去苏俄驻华使馆，对他有心有意地说了一句“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的话，27 从此，他便在鲍罗廷的策划与廖仲凯的帮助下，不仅“取胡汉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不可了。

   汪精卫在做成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一是高喊“党要左倾”，高唱“谁是左派，我将梦寐以求之，旁徨以觅之”，从而“使整个广东上空弥漫著一股透骨的左倾气氛”，使得身为国民党党员的中共党人们，已敢公开地攻击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本身。二是推鲍罗廷为审查廖案之特别委员会最高顾问，“有党政军一切大权”，并遵循鲍罗廷“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28 这一共产专制政治的标准，按照鲍罗廷于廖案发生后第二天就拟好的名单，要逮捕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幸得蒋介石和许崇智的竭力反对，上述诸人才免于遭难。三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之际，他一方面同意国民党“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为共产党跨党分子，从而使苏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国民党“二大”（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则将“西山会议派”、29 即著名老国民党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并对倾向“西山会议派”反共立场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训令，几乎将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劫夺国民党党权的本党志士一网打尽。

   由是，鲍罗廷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汪精卫则成了孙中山死后的“孙中山”。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权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已大部为苏俄和中共所篡夺（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为终于将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发作成了“左派”权力病。从此，他处处秉承苏俄顾问鲍罗廷旨意，处处以中共的要求为要求。鲍罗廷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反对蒋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对蒋提议北伐；中共要进一步把“扶助工农”变成工农革命，他就处处高喊“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苏俄与中共要打倒蒋介石，他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压制、排斥和驱逐蒋介石（参见下章）。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起而护党，他已无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惩办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中反革命的任务”时，他才在自己家中召开的国民党政治会议上，被本党会议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赴欧养病十六个月之久。此后，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打下南半个中国，苏俄和中共唯恐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中国共产革命将“计无所出”之时，他又在苏俄和中共的阴谋策划之下赶回国中，发作了又一场更加厉害的“左派”权力病，为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新的困境和乱局（参见下章）。

   第三、孙中山先生的失误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的严重历史过失

   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和他的剧然而逝、不及纠正，才为苏俄在中国施展“分阶段革命”的谋略，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政治条件。

   二、是以廖仲凯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为苏俄及中共阴谋诱变中国国民革命打下了危险的基础，为中国国民革命及其进程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是汪精卫“左派”权力病的发作，才将中国国民革命推向了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境地，并为来日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乱源”。

   四、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留下的历史隐患中，其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便是孙夫人宋庆龄对三民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背叛。宋因早已成为共产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还因为中共对她统战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为中共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支开不败的“国民党‘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实为一纸之书所难言尽。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父母”身边，其真正的内在情由，怕是她对自己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和“助共为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罪孽，终于有了觉醒所致。

   总之，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们，不论他们患的是幼稚病还是权力病，抑或是宋庆龄的无知病，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为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制造过极大的困境和危险，更为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立下了“丰功和伟绩”，为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共产专制复辟的艰苦斗争，和澄清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扰和困难。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的谎言；因此，“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