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11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国台湾，随著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生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对蒋介石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即派人拜诣蒋介石，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已经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乾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