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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著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著本党的利益,保护著本党的人士,发展著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著,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与中共的退让,一是出于不得已 ── 因为蒋有军权和实力;二是准备伺机反击 ── 为了牵制和阻止蒋北伐。蒋介石因既知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为了保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从“改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间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及其意义出发”,提出了“整理党务案”:36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批评和怀疑。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单,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额之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另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该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交通过时,应该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通过。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加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37 同时,为解决两党与两党党员纠纷,国民党又于五月十七日提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八条。38 苏俄顾问鲍罗廷鉴于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国共两党态势,对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事前事后均未表示反对态度。陈独秀则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都无权赞否”。39 并于“告全党(共产党)同志书”中,称“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指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实际上“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单,中共始终拒绝交出”。40 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被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辞去所任各部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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