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于会后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人部。蒋介石推荐张人杰（静江）代自己为中执委主席，推荐陈果夫代他任组织部长，改邵元冲为青年部长，蒋自任军人部长。中执委下设党务会议和政治会议，由张人杰和谭延?分任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谭代理（原由汪精卫担任）。七月六日，蒋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

   “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据一九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称：“原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之中，共产党员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组织部，最多时，在二十九名部员中，就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在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级党部进行了新的整理与改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中，最多不过占三分之一。”41

   蒋介石提出并获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巨大意义在于：首先是夺回了国民党自身的最高权力，和“一大”以来为共产党所迅速窃夺的组织部权力，以及部分地方党部的权力，使国民党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权，从而保证了领导国民革命的决策权，特别是决定北伐的权力。虽然苏俄与中共为逞其私欲，仍然坚持反对北伐，却已不再能改变国民党志在领导与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动和领导北伐的决心。

   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在苏俄与中共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战斗序列和集中湖南计划。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根源，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之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七月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

   应该说，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历史愿望，终于在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人的推动和决策下，以自己训练出来的革命军队作主干，开始付诸实行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山舰事件至七· 九北伐出师，短短的三个余月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为保护国民党的党权，为坚持国民革命方向，为决心发动北伐，而反击了苏俄和中共的僭权和篡权，则孙中山先生的历史遗愿和全国民众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于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就能够解放南半个中国，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会改变成什么样的性质。这无疑是蒋介石保卫、领导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又一巨大历史功绩。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介石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介石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已经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已经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武汉的缘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42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他们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器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44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我们国民党是本著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45

   第二、蒋介石针锋相对

   蒋介石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击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46

   第三、蒋介石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介石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虽然深悟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 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47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48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介石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告及警告，带著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介石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介石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