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介石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50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介石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按：“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会后，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介石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51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已经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介石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并表彰蒋介石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介石遂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党”决策，终于在蒋介石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著苏俄和中共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第五、蒋介石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裂局面，赢得护国、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有力根据。

   第一、蒋介石及时提议北伐、坚决主张北伐、决心挥师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广东”以后，蒋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呈“军政改革计划”称：“统一广东，以统一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乃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幸至，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准备也。”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对此亦称：“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急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理，改编军队应加以限制，向军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议。”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广东国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开讲演主张北伐。他说：“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考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认为北伐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有各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舰事件后十数日，蒋根据大沽口事件以后各路军阀和列强各国企图继续分裂中国的态势，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师北伐的要求。他说：“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之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巩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俄在华之势力的扩张，故意欲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北伐……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于无疑；目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蒋由此一分析而认为，“北伐出师，必须要在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六月底之前，见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