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集团军作战任务亦明确为：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线作战，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作战，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西面作战，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叛军，然后沿京汉线北上，经郑州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以会攻北京为总目标。76

   四是为夺取二期北伐的胜利，蒋还于北伐渡江出师前后，发表了《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致后方将士书》、《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和《告友邦人士书》等，不仅宣告：“中正受党、国委托，统帅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团军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77 而且号召：“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爱民，毋负民众希望，慰我总理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告友邦人士书》还特别宣称：“中国革命终必达成功境界，有以友谊匡持扶助者，中国人将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召中国国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蒋介石率军挥师渡江北伐，北伐军遂连克台儿庄、郓城、韩庄、枣庄、兖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济南。因日本军队图阻我北伐，再次借口护侨而出兵占领胶济路和济南，蒋一面令北伐军严守纪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等与日军交涉，未料日军竟残杀蔡公时以辱我。蒋乃含悲忍愤，痛申“誓雪五· 三国耻”，78 同时命令军队“绕道黄河”，继续北伐。由于各军衔命协同作战，79 直鲁军乃溃不成军，张学良十万奉军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孙传芳通电下野；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六月八日，北伐军终克旧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称：“二期北伐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进程中，蒋介石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指令。仅据《自反录》上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有十四件，《渡江北伐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协同作战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蒋于北京率领北伐重要将领赴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其时曾洒泪祭告孙中山先生曰：“……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而纷集也……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既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遗命，澄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蒋介石确实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殷切期望。孙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因有了他这个中流砥柱，而终于完成了北伐大业，赢得了十一年“护法”、即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胜利。更在北伐进军中，坚持两面作战，粉碎了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夺取了新一轮“护国”的初步胜利。并于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东北易帜，使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始获初步的统一与和平。蒋介石先生之功在历史，千秋而不能讳。八九年后的一位中国大陆史家，在他“表面骂蒋、暗中颂蒋”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不仅小心翼翼地说：“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时，他还特别引用了当时一位女性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赞颂蒋介石先生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著“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作了一个简约的介绍。然而，正是这一份极为简单、又极为明燎的“履历”，一是证明蒋介石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证明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本书已有证明，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又为阿谁？

(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