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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
导论
  • 导论 论革命与复辟
  • 导论 第一章 第一节 中国现代史辨
  • 导论 第一章 革命与复辟
  • 导论 第二章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 第一章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 上卷
  • 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 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 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 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 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 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 第八章 中国的民主过渡在台湾首先走向成功
  • 下卷
  • 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 第二章 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 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 第七章 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
  • 结论 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 总结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
  • (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决心荡平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

       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对新旧军阀的叛乱一有认识,二为力阻,三是荡平。其实,中华民国始获统一时即施以“国军编遣”的重大决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为了预防割据和混战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之时,蒋虽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11 在叛乱走向高潮之际,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以前,有谓唐生智反复成性,终必背叛,劝余勿加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如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实有愧!但此亦非绝对意外之事,或竟可认为革命进行中必须经过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将近成功之时,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为革命者,对于此等叛变,不但不必悲观,竟可认为乐观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又在《告全国将士电》中极有信心地昭告曰:“当陈炯明叛变时(一九二二年),仅余中山舰……今日革命环境之顺利,远过于昔日;革命势力之雄厚,远甚于当年。……中正不仅具消灭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弥叛变之把握。望我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勿蔽于谣言而堕奸计。”而当李、冯、阎三家大军阀拾各家残余,终于挑起大规模武装叛乱时,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曾连续发表了《为讨冯、阎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一批文告,极为深刻和明确地指出:“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心,和平将消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而后快。”同时极有信心地宣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

       出于上述正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仅对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间的一些小型叛变,采取及时劝阻和只在劝而难阻之时,才采取坚决扑灭的方针,而且,特别对以李、冯、阎三家大军阀为代表的连续性和大规模叛乱,曾一再力劝力阻,并且同样只在劝阻无效之时,才施以大规模的军事征剿,以坚决荡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为公开叛变的先声。三月九日,蒋曾亲自致书李宗仁,劝其赴京“开诚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绝,蒋再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责李于“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即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讨桂”。三月二十七日发表《讨逆时告将士文》,痛斥桂系军阀“盘据两广两湖之地,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特别申明“讨桂”的目的,乃在“讨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国家之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本人“讨桂”战令既下,乃根据桂系军队据两广两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长蛇阵的特点,首先一举解决平、津两地的桂系驻军,然后合围广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亲赴九江督师,叛将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诚。四月五日讨逆军收复武汉,桂系胡宗督、陶钧、夏威三人即联名通电下野,李、白乃逃广西与黄绍悖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由李亲任总司令,进攻广东。蒋乃急令广东陈济棠、陈铭枢迎敌。六月二日讨逆军克广西梧州,李、白、黄通电下野,讨桂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一。此其一。

       其二、面对冯玉祥三次称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劝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冯一意孤行,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蒋乃最后致电冯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往昔之友谊,自咎规之未周,惋疚交萦,觉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终也……”

       一九三零年春,蒋因阎、冯叛乱之心已张,乃于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电阎锡山,劝之曰:“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矣,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其责……”针对阎使用公开逼自己与他一同下野的“招数”,蒋则凛然驳曰:“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御。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者,适得其反……”而当阎、冯、李等大举叛乱信号已彰,劝无可劝、阻无可阻之时,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敌手,13 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刚刚乱哄哄唱罢的汪氏“中央扩大会议”,和阎氏的“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为保卫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而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终于胜利告悖。但是,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叛军动员六十万,政府军动员一百万,叛军死伤二十万,政府军死伤九万余,代价实在不可谓不大。

       第五、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统一,深具继续“护国”成功的意义。二是有力地巩固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从而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深具“护法”成功的历史意义。三是于“日患共乱”的艰难时势之下开始了民主建国的进程,从而为未来的那一场全面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如果说,中国未亡于日本,是因为中华民国首先未亡于新旧军阀的叛乱,反之,一个分裂、混战和混乱的中国又焉能不亡?

    二  围剿中共叛国为继续“护国”所必须

       如果说荡平新旧军阀叛乱为“护法”的继续,则围剿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便不仅具有护法的意义,而且具有“护国”的巨大意义了。

       历史的事实是,未及武汉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变;及至武汉分共已成事实,仅仅半个月以后,中共就在第三国际派来的罗明拉兹和纽曼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下卷)。八一南昌背叛虽以失败为告终,但从此中共即在苏俄的指使、策划、甚至是直接参与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乱的高潮。依照中共总是由后来的领袖全盘否定前面领袖的“规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计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倾冒险主义”。而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则自始自终地于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煽动农民造反,实行武装割据,直到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叠遭失败、无以为继之时,中共才在苏俄的同意下,将“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南中国落后闭塞的乡村,从而完成了由发动俄式共产革命向煽动传统农民造反的全面过渡。特别是在苏俄借我国收回中东路主权(参见下卷第三章),而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举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发动武装暴动,志在里应外合,从连续的公开叛乱走向了持续的公然叛国。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已经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中共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蓄意制造两个中国,而且再一次公开宣称“武装保卫苏联”,从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国高潮。至于中共在由城市暴动转向农村造反的过程中,为坚决执行苏俄为其制定的“烧杀”政策,而造成的惨绝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触目而惊心(参见下卷第二章)。14 显然,刚刚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进行民主建国的中华民国,面对著有外敌指挥的中国望岱农民叛乱,惟有征剿,别无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战行将胜利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已经在他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称:“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虏掠的罪行,而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斩。”15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党人和国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蒋介石又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人民书”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宁。”

       当事实已经证明,中共的叛乱不仅外从苏俄,而且内结军阀,复乘日本的阴谋侵我,以相互勾结、互相呼应之时,17 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议。……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同时,蒋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叛逆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18 对此,蒋本人乃宣言曰:“必期于最短时间,剿灭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不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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