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如若没有内忧外患之交相煎迫，则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如期结束和胜利结束非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为一党“专制久安”而计，却为及早“还政于民”而行。但是，也正因为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尤其是苏俄的阴谋颠覆和日本的公开侵略既不能终，国内残余军阀和中共的叛乱叛国更不能止。加之里应外合，乱之日炽。因而，已经开始的训政时期，在实际上仍应为军政时期。否则，国内政局即成为“军政尚未结束，训政已经开始，军政不曾终了，训政遑论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因此，原定的六年训政，只能延期，而非食言。然而，这却给了一切外逞叛乱、内怀野心者，和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以指责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口舌。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虽为宪政而训政，虽为还政于民而教民，但又深恐敌人与他人指责他们“假训政以独裁”，“借训政而专制”，因而忘却了“训政”── 这个在性质上本为“善意的独裁”，38 即必须强化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确保民主的新社会秩序不被颠覆，乃是走向宪政之应有历程这样一个本意，因而对于一切公然持枪的反叛者，虽不得不决心剿除之，但对于一切不拿枪的敌人，尤其是打著革命的旗号，抱著民主这个“法宝”，以攻击国民党训政的敌人，则不敢动以训政之心，甚至一再让步，疲于应付，以宣布训政时间作保证，以筹措宪政示己心，从而迭呈被动挨打之局面，卒不敢为中华民族建立与巩固民主的新社会秩序，而甘冒被天下人指我为“独裁”的骂名，勇敢地对一切反对我训政、诬蔑我训政的敌人予以反击，将一切不利于训政的错话歪理逐一予以批驳。如此，虽然“过”在一时，却功在永恒。这无疑是一个至深的历史教训，当为来日之大陆所深深记取之。

   第三、中国国民党一党训政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根本区别

   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党，故该党的革命又称“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她的一党训政，乃是该党为最终实现民权政治、即宪政而采取的过渡方略，亦曰历程。目的就是为了结束一党政治，以还政于民。这就在根本上与共产革命所号召的，一个阶级和一个党的永久专政，划清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界限。

   二、中国国民党即便是在一党训政阶段，其仍以“确立民生发展为首要，采取自由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制度”为基本国策，其与中共在经济上“长期以民生建设为恶，取缔自由经济，堵死市场经济和消灭私有制度”的党策，有著至为本质的区别。

   三、虽然中国国民党的“训政纲要”提出要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政权，但除在中央“以政托党”以外，各级行政区均实行党政分离，排除一党包办。即中央以下各级党部，均不直接与各级政府发生统属关系。各县党部不满意县政府的措施时，应提出意见于省党部，由省党部转咨省政府处理；各县政府对于县党部的措施不满意时，则需提交省政府转咨省党部处理，均不得直接行动。这又与“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从上到下党政不分，各行各业都必须以党凌政、以党代政、党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党专制即党天下”，有著霄壤之别。

   四、国民党一党训政阶段，国民不仅有种种自由以为谋生，更有种种思考与表述的自由。人民不仅拥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甚至拥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自由。诚所谓“独尊三民”，但绝不“罢黜百家”（详见本章第四节）。甚至由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的“学生运动”，虽然年复一年地罢课、示威、游行，冲击政府机关，捣毁新闻机构，甚至能几度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围之数日而不散，39 国民党亦从来没有加害过学生，更没有用武力公然地镇压学生，甚至用坦克车和新式ak47自动步枪以公开地辗轧、扫射学生及无辜的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亲与包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们“平等对话”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感叹亦唏嘘”。

   因此，只要稍稍地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进行一番对比，领教一下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要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的专制现实，我们就能十二万分地明白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区别。而也正是这个本质的区别，才告诉了我们，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但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相反，它恰恰是一个民主政党为使民权得以保养与伸张而采取的“过渡性政策”，是中国国民党为保卫民主新秩序，为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和建设民主宪政基础，而不得不实行的政治方略。今天，当有人津津乐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独裁”时，只要对三十年代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训政”稍作回顾与对比，便会明白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就“良性独裁”的意义而言，亦不知比李光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夺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外敌悖悖内向、内乱时时尤生”这样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个方面，不仅使过渡期的国家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使国人之心亦渐渐地趋向了一致，从而为嗣后的长期反侵略战争奠定了人心、国力与军备的基础。

   第一、中华民国外争主权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遵循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的遗训，以国民党“一大”所提出的对外纲领，即“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以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定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约”等原则出发，针对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此其一。

   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从而迫使日本哀叹曰：“……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一筹莫展……”40 过去，日本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蛮横办法，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已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济南事件在历经十一个月的调查和谈判后，南京政府终于与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迫使日本答应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仅保证在华日人的安全。对于中国所受之严重损失，协议规定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

   其三、在外争主权上，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继续遭遇著一些列强的反对和阻挠，但继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于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国司法机构始得在上海租界执行任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应一律遵守中华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依法颁布的法令规章。外人虽不执行，但国民政府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实行。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为争取国际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暂缓。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为收回沙俄在我国东北特权，竟遭遇苏俄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这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国入侵（参见下卷第二章）。

   其四、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关税主权，列强以所谓“协定税则”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控制中国的财政，左右中国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布“协定税则”与国家主权有关，决与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随后又公布了《国际进口关税暂行条例》，并在一九二八年内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新关税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将“均一税制”改变为“差别税率”，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在关税问题上的弊病，抵制了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印花布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遂取得了迅速发展。一九二四年棉纱产量为三十八万多包，至一九三二年已上升到三百九十三万六千包。关税自主以后，中国海关税收更有明显增加。一九二七年海关税收入为一亿一千三百万圆，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八千八百万圆。中国的邮政主权曾先后被英国人赫德和法国人伯黎及铁兰士控制六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始委任刘书藩为第一任华人邮政总办，一九二九年完成邮政改组，管理人员始渐为国人所掌握，邮政权亦终得回归。

   第二、中华民国内求进步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伊始，立即在对内政策上忠实地执行了“立五权、张民权，建法制、重民生”的重大原则，确立了“以民生为首要”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五权国家体制，制定与颁布训政时期的各种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内容的训政，奠定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41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而赢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