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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 ﹕ 一代 邪教 政治集團的興與亡 大陸 史 式
編者按語﹕自中共這個馬列邪教集團篡國得手，就利用歷史與人民對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英雄的同情，並遵循馬恩列斯對農民革命的推崇，和一個“更加成功的洪秀全”――毛澤東對農民造反的情有獨衷，不僅在文藝界，更在學術界，將“太平天國”捧到了天上――祇能肯定，不能否定；只能歌頌，不能批評。以致在漫長的半個多世紀中，將太平天國的真實歷史掩埋罊盡。然而，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艱難發展，畢竟突破了太平天國研究的禁區，重新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太平天國，揭開了它作為一代邪教政治集團的本質，將它的“興與亡”，有據有理的凸現在讀者的面前……。
半個世紀以來，太平天國在大陸一直是一門顯學，許多有關太平軍的故事，也成為大家感興趣的熱門話題。90年代以來，由於多種原因，逐漸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曰《太平雜說》，書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內容全都是探討或評價太平天國歷史的，作者潘旭瀾先生在書中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論點： 「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是頭領們利用迷信發動和發展起來的一支造反隊伍。他的一套教義、教規、戒律，不但從精神到物質嚴厲地控制著參加造反者，而且斷絕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們的指歸，在於由洪秀全個人佔有天下，建立他個人的『地上天國』。這種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拿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封建主和帝王的腐朽思想、條規，對他控制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奪與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獲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為代價的，是以數以百萬計軍民的生命、鮮血為代價的，是以中國喪失近代的最後機遇而長期淪為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為代價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一切還被作為一首英雄史詩，向人們指點通向人間天堂的金光大道。」 雖然在過去我們長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的時候，海內外也有一些學者曾經提出過疑問和異議；但是像如此徹底的否定意見，以前還沒有見過。此論一出，有如一石擊起千重浪，南北各地報刊紛紛發表爭鳴文章，有贊成的，有補充的，有反對的，還有指為「攻擊農民起義」的，形形色色，各類都有。看來這場爭論針鋒相對，沒有調和的餘地。如果太平天國是革命，能夠推動歷史前進，那就應該肯定；如果太平天國是邪教，祇會造成動亂破壞，那就應該否定。要想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探明歷史真相，讓太平天國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來，我們對太平天國總是霧裏看花，難明真相。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就不斷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發展到今天，人們頭腦中對太平天國的印象與真正的歷史事實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假作真來真亦假，雖然拿得出真憑實據，想要一朝說出歷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讓太平天國恢復本來面目，絕非易事，可以說是一大難題。
太平天國歷史何以撲朔迷離
一段時間的歷史，傳聞失實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沒無聞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國這樣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一再被人為地修改、古為今用的，卻很少見。 首先借太平天國歷史來「古為今用」的是孫中山先生。他當時公開號召同盟會員、革命志士宣傳太平天國，宣傳洪秀全，藉以激發民氣，推翻清廷。據宮崎寅藏《孫逸仙傳》，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稱太平天國諸領袖為「民族英雄」、「老革命黨」。1902年，他鼓勵留日學生劉成禺蒐集資料，寫出一本太平天國史來。1904年成書，定名為《太平天國戰史》，孫中山先生為之作序，交由日本東京祖國雜誌社出版，作者署名為漢公。此書史實誤漏之處甚多，史學價值是談不上的，可貴之處在於公開反清，號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典章偉績，概付焚如。」也就是說，孫先生以為太平天國自己的史書與典章制度全被燒掉了，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由此可以證明，他對太平天國本身的史料絲毫未見，對洪秀全是個什麼樣的人，對太平天國推行的是什麼樣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祇不過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而已。 在孫先生的倡導之下，革命黨人借太平天國史事宣傳反清，一時蔚然成風。1906年，黃小配所撰《洪秀全演義》成書，章太炎為之作序，序中說希望「複有洪王作也」，這就是公然號召武裝反清。從此書的內容、封面畫、插圖來看，作者對於太平天國制度、服飾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報》增刊《天討》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識的繪畫《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作者蘇曼殊，題詞者章太炎。蘇曼殊作此畫時祇有24歲，鼓吹革命，熱血沸騰，但對翼王石達開其人，大概是一無所知。據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畫譜後序》中說：「（曼殊）所作之畫，則大抵以心造境，於神韻為尤長。」對於這種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藝術作品，我們要求它符合歷史的真實，實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後，南社詩人高天梅更假託石達開之名寫詩多首，自己出錢出版《石達開遺詩》一冊，流佈四方。這對宣傳反清雖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訛傳訛，石達開能詩之名遂喧傳海內。其實，據我們的考證，石達開得以流傳後世的真詩，不過廣西宜山白龍洞題壁詩一首而已。
孫中山先生與革命黨人為了宣傳革命，推翻滿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國，目的非常明確，而且這個目的也已經達到了。宣傳中間有些背離史實之處，可以理解，可以諒解，這種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卻留下了後遺症，在我們的印象裏，太平天國常常與「英雄」、「革命」連在一起，給認真評價太平天國的工作帶來了不少困難。 值得欽佩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頭腦是清楚的。他祇讚賞太平天國反清的「民族主義」，卻直指太平天國「祇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權；祇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過是歷史上的又一個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並在《民權主義》第三講中說：「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他認為太平天國並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因為他們的領袖還有皇帝思想，實行的是君主專制主義。「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民權主義》第一講）他雖曾經自居「洪秀全第二」，也並不以洪秀全作為學習的榜樣，至少他終生不許任何人對他呼萬歲，就是明證。 可是，由於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拔高太平天國的事實，影響所及，國共兩黨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國的思維定勢，國民黨認為太平天國諸領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產黨認為太平天國諸領袖是農民起義的英雄。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一直認為太平天國是革命的，視之為革命前輩。其間雖然也有雜音－－例如蔣介石先生就推崇曾國藩的「平亂」，大讀《曾文正公家書》，但是在正式場合，也從不貶低太平天國。1949年以後，新中國把金田起義的英雄定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祇能歌頌，不得批評。凡此均對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即以郭廷以、簡又文、羅爾綱三位先生為例，說明他們受到影響的事實。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學開設太平天國史的課程，據我所知，他早有撰寫一部《太平天國史》的打算；為了給修史打下堅實的基礎，乃先著手編撰一部編年體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此書記事力求客觀，不加褒貶，但在稱呼上就無法掩蓋自己的態度。郭先生在此書「凡例」中說：「太平天國革命或變亂，為近代中國史上之一大波瀾。」波瀾一詞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義，「變亂」則有貶義。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變亂，他在成書之時尚無定論，足以說明其客觀態度，但仍把「革命」放在「變亂」之前，就說明已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至於對撚軍，他就直指為「撚亂」，毫無顧忌。 簡又文先生反對太平天國的「階級鬥爭說」與「農民起義說」，他認為如按階級劃分，作戰雙方的士兵都來源於農民，於是任何一次戰爭都是「農民打農民」，史學界傳為笑談。對於研究太平天國，他用力甚勤，終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國典制通考》與《太平天國全史》兩部大書，從縱橫兩個方面收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所發議論也有不少獨到之處。但他對於拔高太平天國，卻也出語驚人。他在《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天號考》中說： 「太平天國體制實為天王與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質，五王誠如俗言為『一字並肩王』。緣洪氏與五人在運動革命時結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將來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於以下數事見之：如六王宗親同稱『國伯』或『國宗』，簡直六人之姓皆國姓也；又各王於府內自行登殿設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儼然『天朝』內之小朝廷焉；再則定鼎天京後即開科取士，但於『天試』外，另開『東試』或『北試』、『翼試』，各取元甲翰林進士焉。可見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實開創亙古未有之怪異政體。」 我們不難看出，簡先生所謂「共有共治共享」之說來自19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解釋全民政治的口號－－民有民治民享。把這種近代西方民主主義的口號套在太平天國的頭上，實在不倫不類。就是在簡先生所說的六人小團體中，也還是常常互相傾軋，所謂共有共治共享的情況，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太平天國內訌殺戮之慘毒，洪、楊專制之殘暴，簡先生應該瞭然於胸。但竟如此不顧事實地拔高太平天國，實在令人費解。 遠在1949年之前就主張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說」的羅爾綱先生，長期肯定太平天國、肯定洪秀全，認為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紀傳體撰寫《太平天國史》，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對太平天國有所拔高，也就勢所難免。羅先生生於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與20世紀同步的世紀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筆耕與多年一貫的獎掖後進，受到許多晚輩的尊重，成為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一代宗師。我們覺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國，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問題上： 一、他認為在戰爭中對老百姓燒殺淫掠的都是清軍、外國僱傭軍，而不是太平軍，有《滿清統治階級誣衊太平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考謬》一文可證。我們覺得，太平軍在前期軍紀較嚴，清軍的軍紀一直都很差，華爾等組織的外國僱傭軍更是得到清廷認可的盜匪集團，這全是事實；但是太平天國後期，神話破產，軍心渙散，太平軍軍紀敗壞，也就和清軍不相上下。而且當時軍隊叛變的事時常發生，今天倒過來，明天又倒過去，誰是清軍，誰是太平軍，已經說不清楚，完全沒有加以迴護的必要。 二、他認為從金田起義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嚴肅，荒淫之說是敵人的誣衊。我們就很難理解，「嚴肅」的標準是什麼？因此，我們不能不認為羅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國，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按：指中共文革）之前，大家覺得對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該推崇，並無多大疑問；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間，四人幫對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們認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為，絕對正確，無可懷疑。在太平天國中除洪秀全外，楊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韋昌輝是混入革命陣營的階級敵人，石達開是分裂主義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個大叛徒，一律該殺。好像除了洪秀全這個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國裏再沒有一個好人。物極必反，這種極端的說法引起大家極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難道歷史上真有這樣荒唐的事？於是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對太平天國史研究工作重新開始的時候，聽到的已經不是清一色的歌頌之聲，各式各樣的「雜音」都先後出現了：
1981年3月，在廣州舉行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實行的是奴隸制，上層搞特權，下層講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舉行四川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很多論文都為石達開說話，認為石達開的出走應由洪秀全負主要責任。 1983年3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建都天京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有論文指責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是公開推行奴隸制，人民全無自由，生產不能發展，歷史必然倒退。 後來的各種會議，對太平天國的批評意見逐漸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見，是一篇公開發表的對馮友蘭教授的訪問記，馮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國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為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麼中國的歷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他又指出：「有人說，太平天國建立的是農民政權，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中國在歷史上未曾建立過農民政權。」他還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為曾國藩翻案，為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可以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大陸史學界對太平天國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的同時，台灣史學界也有類似的情況。試以錢穆先生為例，他在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講演中提到太平天國時，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來，大家同情太平天國，認為是一個民族革命，但實際也不儘然。至少他們太不懂政治，他們佔了南京十多年，幾乎沒有絲毫制度上的建樹。」 「他們對下層民眾，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淺一些的社會主義，他們是有此想法的。但說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們國號太平天國，早可預示他們的失敗。這樣一個國名，便太違背了歷史傳統。正因為這一個集團裏，太沒有讀書人。」 「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失敗了。當時洪楊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歷史，所以他們祇有失敗。」 台灣陳致平先生在他的鉅著《中華通史》中對太平天國與洪秀全都提出了義正詞嚴的批評： 「定都南京後，它所能統治的地方，不過江南一隅與安慶、九江、武漢幾個據點而已。所以太平天國的政權完全建立在軍事上，而不能與政治配合。其作戰的『衝擊』、『屠戮』、『裹脅』與『流竄』的行動頗類流寇，而中國歷史上的『流寇政權』是沒有能成功的。」 「天國的法令森嚴，刑律慘酷，凡犯天條者，一律處死刑。天條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點天燈』『五馬分屍』『割肉』『抽腸』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鳴鑼聚眾，講說道理，宣佈罪狀，然後當眾行刑，令觀者驚心怵目，自然俯首聽命，而造成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統治，完全違背了當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歸於失敗。」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學術，又不能羅致政治人才輔弼，而始終建立不起一個健全合理的政治組織。人性弱點，往往能共患難而難共安樂，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難兄弟，一旦享富尊榮，經不住物欲的誘惑，與權勢的衝突，竟自鬥而亡。最為諷刺的，是他自己揭櫫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訂的天條，已自行違犯。」 總而言之，過去對於太平天國歷史的記載為什麼嚴重失實，是由於以下這樣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來，許多政治家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國，借宣傳太平天國史事來為政治服務，每每祇取一點，不問其餘。 二、史學家本有秉筆直書，追求真理，澄清史實的責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也難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不能暢所欲言。或者是雖然說了，卻得不到重視。（按語：關於歷史家們……） 三、一般群眾對於歷史知識不甚了了，祇好相信書本，以訛傳訛，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來情況有所轉變，對太平天國批評、指責的聲音已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這是因為：做學問的環境相對寬鬆；逐漸開展的對外學術交流，特別是兩岸的學術交流，有利於互相切磋，探討太平天國歷史的真相；特別有利的是：近年來陸續發現一些珍貴的史料，有的來自國外，有的來自民間。這些史料是揭開太平天國歷史真相的鐵證。孫中山先生當年認為已經「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絕大部分都已發現。 比如，因鼓吹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而導致東歐和東亞一億二千萬人慘遭荼毒的共產主義思想家、革命家馬克思，也曾一改對太平天國的寄望，這樣評價說： 「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 「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 然而，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還是魔鬼？我們祇有靠歷史事實，祇有靠真憑實據來作出回答。
洪秀全的歷史作用
對洪秀全的研究，重點在於他後來的所作所為，和他與太平天國這一件大事的關係。眾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國的開國之君，又是亡國之君。這其中值得認真探討。主要探討洪秀全是不是真有開國的功勞，又是不是應該負亡國的責任？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洪秀全是不是應負亡國之責。對這方面的探討比較容易，因為沒有什麼爭論。天京內訌以後，洪秀全宣佈「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一時興致很高。但是隨即手忙腳亂，因為軍政大權過去都由楊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幫忙，又不敢重用外姓，祇好提拔親貴－－洪仁發洪仁達，寵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國事搞得一蹋糊塗。以後他的堂弟洪仁玕前來投奔，帶來了一份興國大計－－《資政新篇》，他十分高興，立刻重用，封為精忠軍師。但在討論國家大事之時，他不肯放棄半點君主特權，無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議，不久，洪仁玕即遭冷落。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在外苦戰，力撐危局，卻得不到他的理解與支持，動輒大罵，懲罰，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圍，形勢危急，他還縱容洪仁發洪仁達貪污勒索，壟斷糧食，發國難財。到了事無可為之時，李秀成勸他「讓城別走」，他大發脾氣，說了什麼「朕之天兵多於水，朕之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令人尊敬的羅爾綱先生在這個大問題上並沒有迴護他，曾經親口對我說：「太平天國之亡，洪秀全應負主要責任。」後來為《湘軍史料叢刊》作序時，他寫下了這樣的話：
至於他是不是開國之君？請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當時太平軍全軍上下都知道，開國英雄是馮雲山。「謀立創國」與「前做事者」皆南王，而不是別人。沒有馮雲山的鼓勵，洪秀全不會到艱苦的粵北和廣西去；當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廣東之時，馮雲山卻獨自到紫荊山去開創根據地。根據地已經有了規模，洪秀全還一無所知。 馮雲山在紫荊山區的活動，是以傳教的形式進行的。當時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縣告發，說他們圖謀不軌，桂平縣抓了馮雲山等人。馮辯稱是在傳教，始得脫險。因為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爭到了傳教的特權。他們以傳教為掩護才能立足。馮雲山把遠在廣州曾經在教會工作的洪秀全推為教主，對於群眾，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對於官府，也可以引廣東的教會為後台，以策安全。馮雲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推洪秀全為教主，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洪秀全這個領袖，祇起偶像作用，並不需要他真正領導。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與群眾見面。當時領導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稱天上的基督為長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馮雲山是上帝第三子，二把手；楊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類推。 從金田起義到永安建國，中間經過八個月的苦戰，領導班子的情況有了變化。由於戰爭頻繁，軍事第一，能夠掌握群眾的本地實力派楊秀清、蕭朝貴地位上升，來自廣東的洪秀全、馮雲山地位下降。為了確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馮雲山作了讓步，退居四把手，而讓楊、蕭上升為二、三把手，並由楊總攬軍政大權。洪秀全發佈《永安封王詔》，向全軍說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楊秀清）節制」，確立楊秀清的領導地位。後來出師北伐，向中原進軍之時，出師的檄文《奉天討胡檄》上也祇用楊、蕭的名義，不用洪秀全的名義。洪秀全成了掛名的領袖，正像羅爾綱先生所說的「虛君制」的虛君－－象徵性的元首。 太平軍入南京，洪秀全一頭鑽進深宮，安享富貴，不坐朝，不見人，連一個國君的基本動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報專書《賊情彙纂》中說：洪秀全實無其人，喜慶節日大殿上所坐的祇是一個木偶。別以為此書的情報不確，在內訌發生之前，此書中就出現了相當準確的預報：「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工作中，直到今天，《賊情彙纂》仍不失為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在馮雲山支撐大局的時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楊秀清掌握大權的時代，洪秀全更下降成為木偶。飛揚跋扈的楊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無能，祇把洪秀全作為一個木偶，一個道具對待，絲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義指責洪秀全的短處，要打屁股，經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對楊積怨已深，又不甘心長期充當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聯絡了一批對楊不滿的人，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殺了楊的全家，並且株連二萬餘人，殺得全城天昏地暗。楊秀清為何被殺？洪秀全並沒有公佈他的罪狀，祇散佈一些謠言，說是楊秀清「逼封萬歲」。我在1982年1月發表了《逼封萬歲的謠言是怎麼來的？》一文，指出了其中內幕： 「洪秀全和韋昌輝發動突然襲擊殺害東王楊秀清時，總得找個藉口，於是在楊秀清死後，立即出現了『逼封萬歲』的謠言；由於楊秀清及其部屬二萬餘人無辜被殺，群情憤激，為了挽回人心，在韋昌輝伏誅之後，又出現了『無詔擅殺』的謠言；及到石達開憤而離京，遠徵不返，為了穩定人心，把罪名推給石達開，又產生了『誅楊密議』的謠言。根據『謠言對誰有利』的線索，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謠言都來自天王府，來自洪秀全。」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為農民起義的領袖，奉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那麼，就請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農民起義的。1844－1845年，馮雲山正在努力開闢農民起義的根據地，洪秀全則在廣東老家教書，寫作詩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勸人崇正辟邪，去惡從善。歌中直指黃巢、李闖等人為邪惡。洪秀全出身農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國公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中，卻視農民為賤民。簡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對此作出評論說：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貶為農為懲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罰，僅亞於死刑，等於清廷之充軍，或發放到新疆或黑龍江充當苦工效力一般的嚴重處分。是故農民在各階層中，身份上一點尊貴也沒有了，其地位之卑賤等於罪囚。」 廣西紫荊山區許多純樸的農民作出了最大的犧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寶座，但是這位忘本的「天王」卻如此看不起農民。太平天國後期，在他自己「親政」的時候，鎮江地區出現了顧某所發動的農民起義，駐防的太平軍毫不軟手地加以鎮壓。農民起義的隊伍又去鎮壓農民起義，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頗有可議之處。如果是匹夫匹婦，私生活是小節，無關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卻嚴重影響了太平天國的大局，不可不問。作為封建帝王，多妻縱欲，廣置嬪妃，這本不足為奇。但是洪秀全與別人不同之處，一是在起義之初腳跟還未站穩的時候就拖帶了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嬪妃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 據《洪大全供詞》：在起義之初，「洪秀全鮃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又據外人的報道，金田起義後，駐軍石頭腳時，洪秀全已有15個女人。英文《華北先驅報》654號（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懲戒娘娘記》。文中說：「1851年，當天王由廣州來（廣西）時，中途勾引（原文作偷盜）一個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則於此時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卻畏懼受人指摘，乃託言天父傳旨以懲罰之……天王眾妻全體均被傳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現。」 如果說，洪大全的話和外人的報道均不足信，那麼請看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正式官書《天父詩》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穌在石頭腳下凡聖旨：天兄曰：稫多小嬸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雲中雪飛。」 其中所說天兄下凡的時間為金田起義之後的16天，地點為距金田十多公里的江口石頭腳。「天兄」下凡借蕭朝貴之口說的話是：稫多（這麼多）小嬸（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雲中雪（刀的隱語）飛。（刀要飛，即指要殺人。） 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嬪妃當成一群牲口，動輒打、殺，宮廷生活是一片肅殺之象。請看一看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後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拙著《太平天國詞語彙釋》（1984年10月出版）第7頁曾對於這些規定加按語曰：「通過這些清規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對其後妃管得極為嚴酷而不近人情。她們啼笑皆非，左右為難，誠惶誠恐，動輒得罪。從這一點，就能推知太平天國實行男女平等的說法不可輕信。」 洪秀全對後妃虐待不僅是打，是殺，而且使用各種酷刑來慢慢消遣。《太平天國大辭典》「煲糯米」條中說，天王用來懲處妃嬪的酷刑包括「一說係用硫磺火點天燈，即《御制千字詔》：『淫亂穢褻，硫磺燒爾』，《天父詩四百九十》：『面突烏騷身腥臭，喙餓臭化燒硫磺』。一說是將受刑者綁跪大鍋水中，慢火煨水升溫，至臀股煮爛而死。」在十多年中間，洪秀全通過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從她們父母手中奪來，關進天王府的深宮以供淫樂。她們有時犯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者祇是因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順眼，就可能被打、被殺（比較幸運，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燒死，燒得烏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盡剩骨。
太平天國的實質是什麼？
要問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邪教？這不是簡單的一句話所能回答，需要說明那十幾年中事情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說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請先看一組詞： 它們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靜止的，相互之間都可以發展變化。例如「起義」可以上升為「革命」，「邪教」可以發展為「叛亂」等等。從詞義褒貶上來看，「革命」「起義」顯然有褒義，「叛亂」「邪教」顯然有貶義，「起事」則是中義詞，因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說「造反」還得看是誰造反，造什麼人的反。就連最好的革命與最壞的邪教之間也不是全無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會黨參加，會黨中難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這裏祇提邪教，不提正當宗教。因為正當宗教有教規約束，不容許成為「叛亂」的溫床。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正當宗教的機構也會被邪教所利用。在歷史上，農民起義或流民起事總不免與宗教有牽連。如漢末黃巾軍之與太平道，宋代方臘之與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與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隊伍之與白蓮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在專制統治下，老百姓既不能組黨問政，也不能集會結社。祇有通過宗教活動，人們才能獲得經常聚會的機會。也不論是什麼宗教，土生土長的，或是外來的皆可利用。大致開頭是借助於正式宗教活動，以後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漸轉為邪教活動，太平天國就是這樣。洪、馮先是在傳佈基督教的掩護下，到處尋找發展機會。同時借用一些基督教教義，另創上帝教。等到後來他們與楊、蕭的力量結合，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舉動，當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從兩千年前我國土生土長的邪教，到20世紀美國、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樣百出，各有各的個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種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與正當宗教有所區別。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當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規，勸人行善，從宗教信仰上獲得精神上的寄託。既不危言聳聽，不用種種災禍來恐嚇教徒，也不對教徒作空頭許諾；邪教則常以世界末日來嚇人，並許諾信教可以逃避災禍，進入天國。太平天國正是一再作出許諾，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會有「蛇虎傷人」（《李秀成自述》語），死後墮入地獄。 二、邪教都會裝神扮鬼，特別是會吹噓教主能知天意，能與天神溝通。太平天國除吹噓洪秀全是天上派來的世界萬國獨一真主，還按廣西「降僮」的迷信習俗，吹噓天父能附楊秀清之身下凡說話，天兄能附蕭朝貴之身下凡說話。 三、邪教都需要斂財。因為正當宗教能夠公開募化，或有經費來源，邪教必須自籌活動經費，否則無法生存，無法發展。太平天國則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財物交公，做得最為徹底。 四、正當宗教祇要求內部的宗教職業者遵守教規，對教徒們不作硬性要求，對許多宗教活動也祇是自願參加。邪教是一種半公開半秘密的組織，為了保證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無不對入教者加以嚴格控制。太平天國軍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聖兵」，以教規－－十款天條作為軍律，對內控制之嚴，堪稱空前絕後。 五、還有個怪現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專有，而為正當宗教所絕無。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輕的女教徒都是他們的獵物。因為邪教既從身心兩方面都嚴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給了教主對女教徒為所欲為的可乘之機。太平天國洪、楊兩個的多妻縱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聖旨作為根據，也是夠荒謬的。 以這五項標準來衡量，太平天國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麼，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國與邪教之間畫了等號？事情也並不如此簡單。可以說，在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中間－－如開國元勳馮雲山、石達開，如後來抱著滿忱熱誠前來投奔的洪仁玕－－是極不願意讓太平天國墮落為邪教組織的。他們冒著極大的風險，作了極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瀾，把太平天國推上正軌，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最後都歸於失敗，壯志難酬，抱恨終天！ 歷代農民起義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過邪教。邪教是一種破壞的力量，推翻舊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種建設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較聰明的領袖在取得初步勝利之後，就會斷然拋棄邪教，重用知識份子，來建立正規的新王朝，謀得長治久安。 馮雲山是個胸懷大志的知識份子，在他規劃中的太平天國，是一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動起義是他決定的方針，楊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戲，是得到他的追認之後才能繼續下去的。利用邪教來打開局面，祇是權宜之計，不可能長治久安。如果馮雲山不是在湘桂邊境戰死，則放棄邪教，讓太平天國轉入正軌的計劃就有實現的可能。馮雲山做了最艱苦的開國工作，對太平天國的典章制度作了詳細的規劃。在他犧牲之後，無人能夠制約楊秀清，楊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鬧劇一直帶到南京去，讓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陋習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內訌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劃的，但是使洪、楊矛盾不斷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楊秀清肆無忌憚地大搞邪教活動－－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責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內訌是一場惡夢。身經百戰的老兄弟在起義後的六年中，不過犧牲四千餘人；而在不到一個月的內訌中，犧牲的人數就在兩萬以上。城裏的內訌爆發，城外的清兵將領欣喜若狂，他們在奏報清廷時很有信心地說：「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這個時候，如果不是石達開力挽狂瀾，太平天國這艘破破爛爛的大船在1856年之內就會沉沒了。 年僅20歲的石達開毀家紓難，參加金田起義，態度鮮明，就是為了反清，為了驅除韃虜，還我河山。對於邪教活動，他絲毫不感興趣。連《賊情彙纂》一書中也說他「不甚附會俚教邪說」。在駐軍安慶的時候，他就反對楊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鍋飯，主張「照舊交糧納稅」，讓老百姓安心發展生產。內訌爆發，噩耗傳到前線，他心急如焚，隻身回京，阻止內訌擴大；可惜洪秀全、韋昌輝都不聽他的意見，韋昌輝還對他暗算，襲殺他的全家。他縋城逃走，隨即率領四萬大軍，興師靖難。洪秀全不得已，祇好殺了韋昌輝，向他謝罪，迎他進城。這時局勢極為嚴重，內訌餘波未息，清兵伺機攻城，善後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達開的頭上。 在風雨飄搖的時刻，洪秀全六神無主，祇有事事聽石達開的裁斷；一旦局勢粗安，他又故態複萌，開始算計自己人了。石達開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兩個哥哥為王，逐步奪石達開的權；以後又想重演襲殺楊秀清的故伎，謀害石達開。石達開得到消息，仰天長歎，為了避免又一次內訌，他祇好被迫離京，遠徵不返。出發時在沿途貼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跡，並安撫軍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說明了洪秀全對他意圖加害，但是後來又覺得影響不好，於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較隱晦。現在流傳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經少見。 石達開遠徵之後，繼續反清，獨立作戰。太平天國晚期，洪秀全擅改國號為「天父天兄太平天國」，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說，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國視為個人私產。石達開拒絕接受這個國號，一直沿用金田起義時的「真天命太平天國」這個老國號，《石達開對涪州四民訓諭》一文可以作證。直到大渡河覆軍殉國為止，石達開不改初衷，一直忠於太平天國。 石達開是首義六王中年紀最輕的一位，文才武略，出類拔萃。尤其難得的是，他的頭腦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讓太平天國通過農民起義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個富強的新王朝。內訌以後，神話破產，產生了信仰危機，如果洪秀全能下決心重用石達開，以石達開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轉局勢，拋棄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終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與有才能的人，必殺之或逐之而後快。這樣，在內訌慘劇之後出現的一線生機，就被洪秀全親自掐斷了。 1859年，石達開遠徵的兩年之後，洪仁玕不辭千辛萬苦，前來投奔，給垂死的太平天國又帶來了新的希望。洪仁玕不是為尋求富貴而來，是為做一番事業而來，是想以太平天國政權為載體，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國家。這樣做雖然困難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當時的中日兩國相比，日本的人口、資源、實力都比不上中國，封建勢力和中國同樣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國佔領地區是一片富庶之區，因與租界鄰近，已經受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礎，日本當時還沒有這樣的地區。日本可以在1868年進行明治維新，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在1859年推行新政！ 洪仁玕提出自己的規劃，說他可以通過許多在香港結識的外國傳教士爭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聽說太平天國是個信仰基督教的政權，引為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將從各個方面給予支持，援助。先決條件是要太平天國推行新政。洪秀全開頭還很欣賞洪仁玕提出的《資政新篇》，在某些建議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樣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時，他退縮了。最終洪仁玕被冷落了，洪仁玕徒呼負負，無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儘管任重道遠，但是祇要開了一個頭，太平天國就不再是邪教，不僅可以稱為起義，而且可以稱為革命－－因為這個政權已經搶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國強兵，推動歷史前進。可是談來談去，最後還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國最後的一線生機還是讓洪秀全自己親手掐斷了。在這一點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態度是驚人的一致－－寧肯亡國，不願變法！（按：更準確地說：是寧肯亡國，不肯變制！） 在太平天國十多年的短促的歷史中，經過了不少波瀾起伏。開始依靠邪教以策動起事，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後來形勢發展，一再出現了可以拋棄邪教、改弦易轍的機會。既可能按傳統的模式改朝換代，建立一個反滿復漢的新王朝，使得士農工商各安生業；還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東方首先推行新政，實現富國強兵，建立起一個現代的新國家。祇可惜機會一失，時不再來。 但是我們卻不能在太平天國與邪教之間劃上等號。如果這樣，我們將把馮雲山、石達開、洪仁玕這些志士仁人置於何地？將把成千上萬自覺地為了救國救民而奮鬥犧牲的忠勇軍民置於何地？就是對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人們，我們也不忍心加以指責。真正應該受到譴責的祇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一場歷史大悲劇中汲取教訓，讓後人不要再蹈前車的覆轍。思之再三，我覺得對於太平天國可以稱之為一場流產了的革命，一場失敗了的起義，一個不應該長期延續卻可悲地一直延續到覆亡的邪教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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