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亡與超越──兩篇關於“逃亡”的爭論文章

　　　　　　　　　　　　　　　李北

　　《民主中國》雜志三月號發表了孔捷生的文章《再談高行健》。針對此文，茉
莉發表了她的批駁文章《偽超越──再談高行健的“逃亡”》。這是高行健獲諾獎
後，有關其爭議的進一步深化。

　　現在是四月，轉眼即是六月。“六四”是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折。其重要，不僅
為政治，也及於中國思想、道德、精神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人格。關於《逃亡》的
爭論，本質上即是屬於此。可以預想，這是一個契機，由此可能會觸發一場蓄積已
久的對中國精神、道德和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辯論。“六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
的精神轉向低落，陷入多重混亂與危機。也許現在我們可以有一個回首，清醒地反
省了。但愿這兩篇文章是個開始。

　　茉莉女士與孔捷生先生的交鋒，主要集中在對《逃亡》的爭議。孔捷生文章以
為《逃亡》“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戲劇成就和他的思想高度。”他甚至認為“《逃亡
》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天安門廣場的旗幟、標語、高音喇叭和那些纏在頭上或臂上的
紅布帶，它亦超越了“六四”十二年來的種種政治評判和道德爭論。”因此《逃亡
》有“超越意義”。他說：“我從中感知到了人性的力量，它好象暗夜裏的一盞孤
燈，無助地搖曳，卻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讀歷史的燭火。《逃亡》是對生命價值的終
極關懷……”。至今為止，這是發表的文字中對《逃亡》的最高評價和贊譽。

　　孔捷生先生評述，人們對“謙和恬淡的高行健”的批評和“忌恨”，是“因為
高行健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假人民之名的極權神話之餘，也否定了假人民之名去蕩滌
社會的種種革命與運動，他否定了群體理想的崇高道德之餘，也嘲笑了這種群體理
想對未來的光明承諾。”他“對絕對真理和道德話語徹底懷疑和無情恥笑”。

　　茉莉女士的文章針對孔捷生先生關於《逃亡》的評論而發。她針鋒相對地指出
《逃亡》的超越是“偽超越”。

　　她批評孔捷生，“在這裏，孔捷生先生明顯地指出：對專制的逃亡遠遠高於對
專制的抗爭。在高度評價《逃亡》的同時，作者表達了對抗爭的蔑視。”

　　她認為“無論對‘超越’的理解如何不同，一個基本常識是：‘超越’的首要
條件是面對，是進入事件之中，是深入體驗。完全不涉其中的局外人，不存在超越
不超越的問題。一個身或心都沒有投入血與火磨練的人，一個從未為他人哭過長夜
的人，一個只關心自己肚臍下的旁觀者，如此贊揚他的‘超越’，孔捷生先生……
太離譜了。”她憤慨地指出孔捷生所說的超越是“掩飾背叛與怯懦的‘偽超越’”
。茉莉說：“在中國，知識精英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凶手殺人，他們只顧自己逃命，
既不制止行凶也不報警，事後也不愿寫下真實見證，而是聰明地‘借用’一下（用
於寫作或用於政治庇護），然後美其名曰：‘我是藝術家，我早就超越了！’”她
批評孔捷生“不仔細考察‘超越’的具體內涵，而只是拿這個詞去炫耀，去唬人，
使得這種贊美成了對極端利己主義的一種矯飾與美化。”她進而指出：“高行健在
《逃亡》中表現的‘超越’，不是超越了功利，不是超越了自我，而是超越了人類
使命意識，超越了對他人的責任与義務。這種掩飾背叛與怯懦的‘偽超越’，成了
一種滑稽的符號崇拜。”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論證《逃亡》的超越意義時，贊譽作者“在《逃亡》
裏，天安門事件僅是背景的借用和烘托。”而茉莉女士對此則提出尖銳的批評。她
批評《逃亡》“借用”“六四”的鮮血獵取藝術的成功。“波蘭小說家阿爾法被同
事們譴責，即由於他描寫華沙戰後廢墟一書的速度太快，‘將他人的痛苦如此迅速
地轉化為悲劇的形式’，是正直有同情心的文學家不能容忍的。而高行健近距離的
‘借用’，比阿爾法更多了一層對六四參與者、受難者的詆毀與嘲諷。”她辯護道
，“人的感情，尤其是受害者（筆者為其中之一）的感情，是不能如此傷害的。”
“當六四難屬還輾轉在淚水、冷漠甚至政治高壓下之際，當許多六四良心犯還在牢
獄中或社會上孤苦無助之際，只要還心存一點內疚與尊重，何人能隨便‘借用’？
”“‘借用’必須有某些不言自明的限制。”

　　茉莉評述：“在《逃亡》中，高行健的‘借用’六四事件所想要表現的，正是
薩特劇作《間隔》（或譯《禁閉》）中的主題‘他人即地獄’”。但是“六四事件
中，他人并不是地獄，國家暴力才是地獄，而他人，即無數參與運動的北京學生與
市民，則是命運相連者，彼此充滿同情、互助、對專制者的共同憤慨。……因此，
就表現個人與他人、群體關系這個主題而言，《逃亡》是完全失敗的。”

　　孔捷生文章中稱譽高行健“孤憤決絕”。茉莉女士則認為：自私自利，為己為
是的犬儒精神已成為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高行健是之代表，可謂知音
遍天下。她指出“有關高行健的爭論絕不是簡單的文學之爭，高行健的作品從來就
不限於純文學，它涉及到中國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如何為人。”她毫不客氣地批評
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犬儒症。“盡管犬儒主義在東西方都有源可尋，但當今中國
的犬儒主義如此蔚為大觀，仍然叫人心驚不已。”他們“‘躲避崇高’、‘渴望墮
落’，玩世不恭，看透一切。……壓根就否認世間還有什麼真善，還有什麼正義。
犬儒們由於自己無信仰，也常常懷疑別人的信仰，他們嘲笑理想，嘲笑追求，貶低
一切美好的價值──我是逃兵你也別逞什麼英雄。這些都非常有效地幫助中國人遺
忘罪惡、放棄抗爭。”“以優雅面目出現的文學犬儒，既躲避崇高又偽裝崇高，既
嘲諷英雄又自充英雄（高行健先生在台灣自認感覺如同“民族英雄”）。他們所謂
的高於一切的文學，其理論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只有自言自語才是文學，只有自私
自利才是真實。”她感慨：“如果听任犬儒潮流的席卷，那麼，我們很快就會看到
，在中國，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
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知識分子，將
瀕臨絕種。”

　　她進一步分析犬儒主義於中國的發生：“犬儒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來自一個
遭受著世所罕見高壓的知識分子群體，承受過殘酷的鎮壓和殺戮。半個世紀以來，
几乎沒有間斷的死亡、流放、羞辱，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格外懦弱的心理，塑造了
他們卑微、恐懼的病態人格。犬儒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心理原因。犬儒們又是令
人厭惡的。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病態，反而把精神殘缺當做精神高雅。正如一切腐
敗的社會都必然製造為腐敗辯護的理論，犬儒們更善於編造出各種似是而非的說法
，將犬儒心態合理化，并無休止地嘲笑他人與自我抬高。”

　　茉莉女士的這篇文章，是近年來很少有的為道德激昂辯護，尖銳批評中國知識
分子放棄道德責任，奉行萎瑣精神的文字。

　　孔捷生先生和茉莉女士的兩篇交鋒文章，表示對高行健獲獎的文學爭論，已轉
入到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個人人格、精神、道德、社會責任的思考和爭論。這是此
次受獎，帶給中國文化比此獎本身更有益的收獲。希望其能引起人們更廣泛的關注
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