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侵华战争对中华民国经济的巨大破坏 　　　　　　　　　　　　　　大陆反思资料之一 　　在八年抗战中，诸如被掠夺的银行金银和被破坏的产业交通设备等，以一九三 七年七月的美元币值换算，即达3133013.6万美元之巨。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 会计岁入乃为77000万美元，如以此金额充抵赔偿，则需要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岁月 才能偿还这笔巨债。 　　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统计，一九四五年战后至一九四六年，中国有饥民三千万， 灾区十九省。据战后至两湖地区宣慰视察的特使刘文岛报告∶长沙历经四次战火浩 劫，只有百分之五战前房屋未遭破坏。衡阳的房屋仅有五幢完整，全市竟无一所学 校留存。衡阳周围乡间，每户人口已饿死的人达三分之二，至少在二分之一以上。 同行的监察使苗培成报告称∶“湖南各地不仅耕牛没有，甚至沿粤汉走几百里，没 有看见鸡犬，由岳阳至衡阳的田地都两三年没有下种了。” 　　广西遭日寇破坏更惨重，“全省九十九县受害者达七十二县。”河池县整个被 焚毁，柳州剩余的房屋不过原来的十分之二。鹿寨县房舍也仅余十分之一。桂林战 后所余的房屋最多，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一。有一目击者说∶自柳州至梧州一带，“ 饥民载道，树皮草根，剥挖殆尽，目下用以残延生命者，仅松树之针叶而已。赶场 之日，仅见白发老妪与少女相偕于途，以人出售（赶场只为卖儿女），年轻貌美之 少女，可易谷一市担，无需身契也。”在忻城，战后霍乱流行，一些村庄已成鬼域 ，“有一家一晚上死了大小四口，第二天只余了一个小孩当着门哭，这真是惨绝人 寰的事！” 　　河南也是为受战火浩劫最剧的地区之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国善后救灾总 署调查处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农林部对河南进行战时损失调查后称∶ “迄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秋季止，全省一一零县几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河南 省战前人口达33,410.615人，战后急待赈济的灾民就有6,445,000人，房屋损失156 万余间，牲畜损失121万余头，灾民终日以菜根，野草为食。 　　湖北武汉劫后余生的人口仅只战前的三分之二，缺粮、少煤，房荒严重，难民 以土为食。江西北部的灾民多达500多万，农田大部荒芜，疫疠流行，赣州遍地饿 殍。赣南赣西则是百里内荒无人烟。广东沦陷长达七年，人民的生活已苦到不能再 苦。“比较富裕”的村庄，连一件破棉衣也没有的人，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国 人惊呼，中国不是只有几个灾区，而是成了一个“灾国”！经历了这空前未有的惨 重劫难，“战后复兴与建设，其艰钜更倍于战时。” 　　旷时日久的战争致使国力耗竭，民穷财尽。战后，经济复兴面临着百废待举的 景况。 　　一九四五年，农业因全国大部份地区受战争破坏和灾害严重歉收。湖南、湖北 、广西等省因日军的“一号”攻势，使许多耕地抛荒未种。到一九四六年，这些区 仍大约有30%-40%的土地未种上庄稼。河南“耕地未种者达三分之二。”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灾情最重的湖南，“去年（一九四五年）受旱县份极为 普遍。”广西“因旱灾……去年（一九四五年）歉收，春间雨水不调，以致秧苗枯 萎，秋收业已告绝望。”广东“抗旱，农田无法插秧”，“沿海各县竟至河塘龟裂 ，海水倒流。”湖北、浙江、安徽、陕西、甘肃、山西、青海等省，均遭水、旱、 虫、雹等灾害，秋收歉薄。湖南的农作物产量只有正常年的50%，湖南地区的收成 只有往年的25%。安徽省的收成减少40%左右。中国传统的大宗农产品生丝、茶叶、 桐油、猪鬃的出口，也因农业的衰退而锐减。著名蚕乡——浙江的蚕丝生产仅及战 前的25%。一九四六年，全国的生丝出口只有一九三六年出口数量的八分之一，茶 叶只有九分之一，猪鬃只有二分之一，桐油只有四分之一。一九四五年，全国秋收 大范围减产，造成年底及次年大饥荒，“可能是战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类危机 中最严酷和最广泛的一次危机。”“大公报”（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称∶就现在 这样的农村经济情形看来，再过两代恐怕也无法重建，……最终将是农村经济的枯 竭和农村的崩溃！这将是敌人投降后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经济衰敝最明显的徵象是财政失衡。仅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军费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的61.05%。当年财政总收入3,350亿元，支出12,900亿元，赤字达74.1%。一九 四五年七月，趸售物价指数已达235.922，比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上涨了2,359倍；零 售物价则上涨了2,619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复兴建设的最大障碍。 （摘自《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一书，大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 　　　　　　　　　　　　　　大陆反思资料之二 　　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相当不错。孔祥熙主财政， 为适应对日的战争准备，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建立了预算制度，即各省 将公款一律交国库储存，各级机关的支出提出预算，经核准实行，这大大增加了国 家的收入；整理了内债外债，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使持债券人和发券 人两蒙其利，提高了对外信用；对个人财产收入增加直接税，在关税等由于战争而 收入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直接税成为政府主要收入的来源∶“一九三六年收入只有 六百多万元，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收入则每年遽增，到一九四三年已增到四亿元 以上，比一九三六年超出了七十倍。”但是由于沿海大城市被日寇侵占，过去作为 重要收入的关税，三年内失去百分之七十七，即由三万六千九百万遽减至八千六百 万，盐税则减少百分之五十六。 　　战争极其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经济。仅仅“八一三”上海抗战，三个月内工厂被 毁者达二千二百七十多家，损失金额达八亿元，就连远离上海的武汉三镇也被破坏 达百分之十二。在农业方面，“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估计，全国十一亿四千万 亩耕地中，有六亿亩遭到破坏；全国二千三百万头耕牛中，共损失八百余万头。” 　　另一方面，战争的支出遽增。首要因为兵员的遽增，军队从一九四零年的两百 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四百五十万人。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一 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上升到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 　　政府的财务主持人在方针上注意到“开源”，虽然战前主要工业都在沿海，内 地的工业是后来以自由地区的工业资本额计算，尚不到全国的百分之十三，但工业 的增长出现了奇迹∶工业成长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平均每年成长率为百分 之二十七。并且农业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连续两年获得丰收。 　　但是，巨额的支出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货膨胀。一九三七年的赤字已占国家支出 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更高达百分之八十一。为弥补巨大的赤字，只有 发行钞票，这就会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黎东方统计∶“在抗战结束时，重庆主要 日用品的价格，已经升到战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后方有些地方，其主要消费品 升高到三千二百八十三倍。”此值接结果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下，极难抵抗贪污的 诱惑，军官想不吃空额子薪饷，也必须作超人的自我克制。银行的存款簿成为废纸 。中产阶级从中国社会之中消失。 （大陆学者谢幼田着∶中国政治文化史论，台湾五南图书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