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

一、運交民國少年時

　　江西省瀘水南岸，有一座清秀的小縣城，名叫安福。公元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四日清晨，羅隆基就誕生在這裏。安福雖非名都大邑，卻在當代出了四個名人：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和彭學沛，人稱安福四才子。這四個人年歲相近，相繼考入清華留美學校，相繼出洋留學，不愧為才子。王造時曾為滬上七君子之一，彭學沛曾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彭文應四九年前曾擔任過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主任委員。

　　羅隆基的祖父經商。父親羅念祖是個前清秀才，後來以教私塾為業，在江西吉安執教。在他的學生中，出了兩位名人：一是吉安人劉峙，後來考進保定軍官學校，做過河南省主席；一是阜田人羅家衡，曾赴日本留學，專攻法律，後來也成為國民黨大員。羅隆基有三兄、一姐，一弟。他排第四，人稱四哥。他九歲時，生母病故。羅隆基自幼受父親熏陶，愛好古文及古典詩詞，所以雖然他後來成為洋學生，而他的文章卻一派中國風格。

　　一九一三年夏，北京的清華學校在全國招生。這所學校即清華大學的前身，當時的全稱為“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是以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餘額作經費興辦的，學制八年，直接從小學畢業生中招考。經過四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的學習，然後送往美國公費留學。這所學校名聲大，招生少，考生眾多。羅隆基在南昌報考，奪得江西總分第一，終於步入清華園的大門。在他之後，彭文應、王造時也分別於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清華學校。

　　清華園位於北京西郊，那裏本是滿族親王──端郡王載漪的王府，幽靜而又典雅，是讀書的好場所。羅隆基一到那裏，便結識了同時考入的湖北同學聞一多。兩人都喜歡寫作，思想都頗活躍，很快就結為好友。聞一多擅長詩歌，而羅隆基擅長政論。他在清華學校曾寫過一篇“論秦始皇”，一開頭便一語驚人：“始皇之功，功在焚書；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書……”世人皆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歷史之恥，他卻不從眾論，獨樹一幟，以為焚書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清華學校自稱是“造就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而口才是“領袖人才”的必備之才，於是每年舉辦演講比賽，倡導口才訓練。羅隆基為了在演說中奪魁，常常獨自跑到曠野之中，大聲演說，同時不斷注視自己的身影，觀察自己的手勢是否得當……

　　一九一九年，身在清華的羅隆基參加了“五四”運動，有一次，他曾被軍警包圍，差點被捕，然而，當時他竟能靈機一動，躺在一座橋下，然後脫險而去……

　　一九二一年，羅隆基踏上遠洋客輪，渡過碧波蕩漾的太平洋，來到彼岸的美國。他与同班同學何浩若一起進入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政治學。它的同班同學聞一多於翌年來到美國。一九二三年，張君勱從日本來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他最初在那裏讀化學。後來，出於對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的敬慕，羅隆基又從美國去英國求學，成為拉斯基教授的學生，並獲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由於他留美又留英，後來亦被人稱為“英美派”。時處多難的祖國，也就是羅隆基後來時時刻刻都要指罵的“舊中國”，就這樣為他們這一代青年鋪開了錦繡一般的前程……

二、西方歸來做狂人

　　少年的羅隆基因運交民國，所以，他非但能有出洋深造的自由，而且更有學成歸來後“大罵民國”的自由。民國時代，象羅隆基這樣的一批留洋派知識分子，大都自奉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在已經建成民主自由制度的西方強國留學，雖然不甚了了西方民主制度所來之艱辛，卻享受了一個成功、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般般好處。所以，當他們一旦鍍金歸來，踏回國門，便常常會對已經、甚至正在遭遇千辛萬苦的民國，一萬個看不順眼，甚至會對剛戰勝了復辟、於外患內憂之中正在為實現憲政而不得不施行訓政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張韃伐﹕輕則以已經建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為標準，反對訓政；重則張口便要大罵一番“獨裁和專制”之語。其中若再夾上些“求仕進”的孽根未除，便非但不會珍惜這已經來自不易的自由，甚至會不分青紅皂白地与民國的死敵沆瀣一氣，結幫搭伙，雖受人利用而不自知，從而給萬般艱辛的新中國制造了無盡的混亂与困擾，直至跟民國的敵人同流合污，非推倒這個不僅給了他們做學術的自由，而且給了他們大搞反對派政治之自由的中華民國不可！

　　羅隆基這個從美英學成歸來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這個在中華民國纔可以稱得上是“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就是其中極為典型的一個。

　　一九二八年，羅隆基留洋歸來，就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擔任教授，主講政治學和近代史。面對國民黨志在實現憲政、並且是剛剛開始的訓政建設，他看不慣，便把對國民黨一黨訓政的憤懣之情，傾瀉在稿紙上。他在自己擔任主編的《新月》雜志上接二連三地擲出了他那一篇篇非刀即槍的政論：“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論共產主義”等等。他的這些政論，卻直到今天，都沒有可能在他曾一心相與的“馬列中國”發表。

　　他“直論朝政”，罵興尤酣。讀讀他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就幾乎將一個正在艱難推進國家統一和建設的國民黨罵得體無完膚：“非党是不能做官，為做官便要入黨，這又不幸已成為中國目前互為因果的事實。我不是說國民黨黨員，個個要做官發財；但一般要做官發財奪取權利的人，在現狀底下，一定會來入黨。中國的士大夫，本來就不講究氣節廉恥。袁皇帝時代，眼見他上表稱臣，曹總統時代，眼見他買票賄選；如今，又眼見他口念遺囑，眼見他胸懸黨徽，眼見他口銜加同志，眼見他位居要職了。君子有窮途，小人無絕路。國民政府蔣主席，洋洋大文，嘆息‘人心頹墮，世風澆灕，以投機取巧為智，以叛亂反復為勇，氣節墮地，廉恥淪喪’，這種現象，在‘黨員治國’，‘黨員先用，非黨員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趨而愈下流了……”

　　罵興至此，他也就更加興致勃勃地罵了開去：“那時，在英美，我是僑居異邦的學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國家裏來了，可以放膽討論國是嗎？談談憲法，算是反動；談談人權，算是人妖。說句痛心的話，我們小民，想要救國，無國可救；想要愛國，無國可愛。在黨國的名詞底下，在黨人治國這個名詞底下，我們的確是無罪的犯人，無國的流民……”

　　他的這番“宏論”，若敢於罵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即使是罵在今天的中國，羅隆基怕也早已是“五槍分尸滅十族”了。

　　然而，直到他根本無視國家的艱難困頓，無視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連篇累牘、越罵越歡、無休無止之時，上海吳淞公安局第七區的局長也祗是派人來“請”他過去“坐了六個小時”。

　　然而，羅隆基是一個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因為那時節，他還沒有遇上那個非但要摸羅隆基這類老虎的屁股，而且更要將他這類老虎斬盡殺絕的毛澤東。所以，羅先生豈但是不在乎，而且更要大罵特罵一番不可了。於是他立即在《新月》雜誌上將他“被捕六個小時”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公諸於世界了，更為此發表了更為強烈的反蔣言論，罵得党國的領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他罵道：“我個人的被捕，是極小極微的事。牢獄，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無故被殺，算得了什麼？我六小時自由的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值不得小題大做。然而，党國的領袖們，我希望你們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裏面還有多少無辜被拘的人民？再檢查各軍營、各衙門，看裏面還有多少無辜受罪的人民？反動罪名，任意誣陷，嫌疑字眼，到處網羅。得罪黨員，即犯黨怒；一動黨怒，即為反動；於是逮捕，於是拘押，於是無期監禁，於是暗地槍殺……這就是如今的情況，這就是如今的民生！我們小民的呼號是：我們要法治，我們要法律上的平等！……拒捕、緝押、監禁、懲罰、槍殺，這些都是政治潰亂的證據。這是笨人的笨法子？老子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他以六個小時被客客氣氣地請到公安局去“光榮坐牢”的經歷，便不分是非黑白地對執政党和政府罵出了這一大番狠話，要是他敢於罵在毛澤東時代，他怕早已象張志新一樣，被割斷了喉管了。就是今日的江總書記，也絕對要封死他的嘴巴，直到他窒息而死。

　　此後，羅隆基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繼續在《新月》上連續地發表政論，惡狠狠地抨擊“國民黨反動派”，於是，諸如“服從的危險”、“平等的呼吁”、還有就是所謂“對訓政時期臨時約法的批評”，便接二連三地出爐了，並終於為共產黨所發現、所欣賞。於是，乃“一個有情、一個有意”地搭上了同一條船；於是，一個被稱為英美派的自由知識分子，竟然與將英美的自由和民主視作“天敵”的共產黨同流合污了。

三、甘做中共馬前卒

　　其實，羅隆基的那些自由派戰友們對他無時無地無事不大罵國民黨、蔣介石，不大罵中華民國政府，是頗不以為然的。他們當中有人勸他“多做點學問，少罵點國事”，有人批評他祗知“罵黨罵國，卻不知國家於外患內憂下的艱難”，並告訴他國民黨對他“欲罵而優則仕”的行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聞一多就曾寫信給他，嚴厲地指責他是封建的“求仕進”孽根未除：“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四十年代初，張道藩曾暗示他不要再罵政府、罵領袖、罵國民黨，因為國民政府正在考慮請他擔任外交部次長的官職，他算是閉了幾天嘴巴。後來，祗因外交次長沒有做上，他便開嘴大罵。他的這些表現，無疑會使一心要推翻中華民國的中共“賞心悅目”，從而對他“紅梯相與，暗道相通”，直到將他變成了一個赤裸裸的共產黨“紅外圍”，一個中共“地上地下”的大紅人，並在國民政府給了他“罵”的自由和“反”的自由的時代，使羅隆基為中共篡權奪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八年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一方面雖然要領導人民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給了人民越來越多的政治自由權，因而也就給了中共因不抗戰而能夠大搞統戰的“最佳歷史機遇”。一些激進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遂成為他們積極拉攏的對象。民主遂成為工具，自由遂成為武器，一起被他們攥在手中，向著正在艱難地抗戰救國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圍剿過來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羅隆基擔任了宣傳部長。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的主張綱領”也公開發表了。他們以高喊抗日為掩護，以高叫民主為手段，在依然是血濺中華的艱苦抗戰歲月，於中國人民抗戰的大後方，掀起了又一道“假自由之名以行反對抗戰政府之實”的“大會戰”。用中共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建立，馬上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熱烈歡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讚道：‘雙十節他們發佈了綱領，其中強調指出抗戰到底，加強團結，保障人權，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這是抗戰期間我國民主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推動。民主運動得此推動，將有更大的發展，將會開闢更好的途徑……’”

　　好一個“抗戰期間我國民主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推動”，這個偏要在戰爭歲月來推動的所謂民主運動，這個在任何一個處於戰爭狀態下的國家都不可能推動的所謂民主運動，它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中共史家回答得好：“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實際上是章伯鈞、羅隆基這樣的第三力量與中國共產黨攜手並進，結為聯盟，成為同盟者。從此章伯鈞、羅隆基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堅定盟友”。底牌終於被中共史家們亮出來了。只是中共史家還回避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章伯鈞早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了，他不過是進“同盟”來領導“統戰”的罷了。為此，章伯鈞的太太曾回憶說：“那時候，伯鈞真忙，天天要找左瞬生談判，回來又要向周恩來匯報。”明眼人一讀便知，既是盟友，則何必又要天天向中共領袖周恩來匯報呢？羅隆基更在他的遺稿中詳細地談到了他和章伯鈞跟共產黨的親密合作。他說：“民盟中央跟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合作，絕對不是從舊政協（指一九四六年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始的。早在舊政協開會前，民盟的某些中央領導人，如張瀾、沈鈞儒、章伯鈞和我自己，早已同共產黨在重慶的領導人，就關於抗戰反蔣運動的問題，經常秘密中有所協商，並共同進行工作。舉幾個很小的例子：早在民主政團同盟的時代，民盟在當時就同四川、雲南兩省的實力派軍人領袖，如四川的劉文輝、雲南的龍雲，早已有了秘密的關係。他們倆人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員。他們是當時西南實力派主張抗日反蔣的人。他們兩人都向往共產黨對抗日反蔣的領導，都願以自己的實力，對這個共同的目的有所貢獻。由於劉、龍倆人都是民盟的盟員，四川方面通過張瀾同劉文輝聯係，雲南方面通過我和龍雲聯係，就進一步地加強了西南四川、雲南兩省實力派同共產黨的密切合作。劉文輝的駐地是西康。他有時會到重慶來。當他在重慶的時候，共產黨方面的周恩來，同盟方面的章伯鈞和我，就同劉文輝四人進行過秘密會商。在雲南方面，經過我同龍雲的聯係，後來共產黨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駐在昆明。後來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電台的聯係。龍雲還指定繆雲台作為代表，民盟方面由我代表，加上共產黨在昆明的負責人，亦成立了一個三人的秘密委員會，經常討論怎樣團結西南幾省的實力，準備支持和策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力，以貫徹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時亦發動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

　　是要抗日、還是要共產黨的革命，是做抗日的盟友、還是做一心要推翻抗日領袖和抗日政府的共產黨的盟友？在這裏，實在已經被羅隆基回憶得清清楚楚的了。羅隆基在他的遺稿裏面交待的，不過是“假抗日的名義，以幫助共產黨篡權奪國”罷了。羅隆基們既然都能夠與龍雲、劉文輝這類祗知封建割據，卻從不知道何謂民族大義、抗日大節的封建地方軍閥搞到了一起，並成為中共策動這些封建遺孽的聯係人和策反者，則他作為自由派、英美派知識分子的靈魂，也早已被扭曲殆盡了。難怪國民黨報紙曾借用俄國人的名字來笑稱聞一多為“聞一多夫”，羅隆基為“羅隆斯基”了。

　　羅隆基在他的遺稿中還回憶了他與中共領袖王若飛一起，怎樣跟國民黨針鋒相對地鬥爭故事：“經過王若飛代表同我事先幾次討論，我們兩人就共同商定，在小組中來同國民黨王世杰進行鬥爭……在每一次開會前，他總要把每一次會議的戰略戰術向我分析一番。他每次談完話，總要向我叮囑幾句：你不要隨便退卻，輕易讓步啊。我總是笑著說，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會輕易讓步，隨便退卻。”

　　是的，羅隆基在為中共作馬前卒和統戰卒的日子里，確實是對給了他罵和反的自由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從來不曾讓過半步。這與僅僅數年後，他在被共產黨鬥得死去活來的時候，那番涕泗交流的哀告景象相比，直有人鬼之分。但也正因為如此，中共史家纔會這樣高度地評價羅隆基說：“在肩並肩的戰鬥中，羅隆基已經緊緊地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了……羅隆基活躍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支持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尤其是作為中國民主同盟的部長，又擔任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在重慶創刊的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的總編輯，並以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的身份，不斷地發表講話，發表文章，充分發揮了他的口才和文才，痛快淋灕地斥責了國民黨反動派，熱情洋溢地贊同著中國共產黨。”

　　然而，曾在抗戰時期就保證要在戰後推行民主憲政，戰後確實又一心想要推行民主憲政的國民黨及其政權，雖然明知羅隆基已經成為中共的得力幫凶，卻仍然迂腐十足地要來拉攏羅隆基。對此，羅隆基回憶說：“我同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早已相熟了的……他多次鼓勵我，好好站穩中間立場，共同來調節中國的內戰。他總是這幾句老話：我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我愛美國，也愛中國。我生在中國，也要死在中國。他裝著一副和藹可親的面孔，習慣於搬弄一套牧師的假殷勤的語言（按：羅已經全然用的是共產黨的語言了）…… “我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同馬歇爾有一次比較長的談話。他問我，可否民盟先參加政府，由新的政府來設法停戰，以後再請共產黨參加政府。他說，假使民盟肯這樣做，他可以向蔣介石建議增加同盟的委員名額。我當然聽懂了，這依然是蔣介石要拆散民盟同共產黨團結合作的陰謀。我就告訴他，共產黨不參加政府，中國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我又說，這一點是同盟半年多來一貫堅持的一個大原則，這不是我個人可以變動的，亦不是民盟任何領導人個人可以變動的。他只是點頭稱是不斷嘆氣而已……。”

　　馬歇爾對羅隆基“背景”的無知固然令人好笑，但羅隆基作為共產黨幫凶的嘴臉確是夠鮮明的了。於是，中共史家說道：“羅隆基明朗、進步的政治態度，得到了周恩來的贊許。”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各報都刊載了“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羅隆基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團京滬渝蓉等處遺留財產緊急聲明”。羅隆基終於開始公開以共產黨盟友的身份說話了：“茲以中國共產黨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員撤退在即，所有遺留各地之房屋物資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權保管，業於三月五日簽訂契約，先將南京各種財產造冊點收，並請林秉奇律師作證。”羅隆基終於亮出了中共“代辦”的身份。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羅隆基就更是對外攤開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在他與張瀾等人公開發表的聲明中，已經儼然以奪權勝利者共產黨的聲威宣告說：“我們很坦白地勸告中國南部一切未解放的各省市的偽政治組織及軍事力量，應徹底覺悟，今後對人民革命的任何抵抗是毫無效用的，今後任何負隅頑抗只是愚蠢的行為……”在將中國大陸人民推向“被解放後”那血海般淒慘命運的罪行中，羅隆基們無疑也是這個曠古罪行的制造者之一。雖然，此時，他自己被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指為“向黨和人民負隅頑抗”的日子，也已經離他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