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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中國民主之路 走孫中山的路，這就是結論 王希哲 半個世紀前，中共在奪得大陸政權前夜，毛澤東發表了一篇他的“開國”文章，叫《論人民民主專政》，斷言辛亥以來，由孫中山先生指引的民主共和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國必須走俄國人的路。果然，他一進北京，就根據這個結論，在大陸把辛亥革命的歷史成果──中華民國毀滅掉了，把蘇聯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搬過來了。 今年，我在《就國家和平統一前途致中共中央書》裡有這樣一段話：“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及無數先烈艱難締造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八十多年來，多少人企圖消滅她？‘洪憲皇帝’袁世凱企圖消滅她；辮帥張勛企圖消滅她；日本軍閥企圖消滅她；當年以蘇俄為祖國的中共企圖消滅她；臺獨‘革命運動’也企圖消滅她；今天，號稱改革開放了的中共仍念念不忘要消滅她。他們從極右到極左兩個方面結成了一條統一戰線，一心扼殺這個結束了千年帝制的新生的民主共和國。” 保皇黨極右派和共產黨極左派之間，在反對辛亥革命成果、扼殺中華民國這一點上，的確是有著一條統一戰線的。我在香港《九十年代》雜誌上就曾以楊度為例，來證明這條無形統一戰線的存在。 大家知道，楊度是極端地反對民主共和制的。他認為中國必須有皇帝纔能不爭，纔能社會穩定。因此，他一手導演了袁世凱的帝制復辟。他是臭名昭彰的籌安會主要負責人。就是這個楊度，後來卻參加了共產黨。一九七七年，我在廣州黃華監獄裏面看《人民日報》上悼念周恩來的文章時，纔知道了這件事。後來，《辭海》在“楊度”這一條裡則記載說：周臨死時交代，楊度是由他介紹加入共產黨的。 我感到很驚詫，想來想去，想不通楊度的思路。後來，還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使我想通了。原來，袁世凱和共產黨都有同一個論點，認為民主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是中國致亂的根源，因此必須恢復中央的集權專制。不同的是，袁世凱從右的方面去復辟專制，共產黨則從左的方面去復辟專制；祗不過袁世凱披著龍袍，共產黨披著“社會主義”罷了。楊度看穿了袁世凱和共產黨這個根本的相通之處，祇要反對民主共和，復辟封建專制，從右或從左對他都無所謂。洪憲復辟失敗之後，這位晚清遺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很自然地一跳，便跳到共產黨那裡去了。 所以，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民主共和”，也就命中注定要經歷如許的曲折艱難了。 毛澤東是怎樣從左的方面來尋找否定民主共和的根據的呢？在上述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裡，他對中國近代史有一個世人皆耳熟能詳的描述和概括，他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的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後來呢？毛澤東就告訴我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這個結論下，中國怎麼辦呢？毛澤東說：“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也就是孫中山道路破了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 請原諒我要大段地引用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的這些話。因為這些話是毛澤東否定中國民主共和的理論基礎，是現存的蘇聯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來源和依據，同時它又是棍棒。五十年來，祇要中共一說反對“右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共產黨的政治打手們立即就會從倉庫裡把這個最重的武器搬出來，打過去。因此，祇有大段地把它拎出來討論，纔可以正本清源。 第一個問題是，先生侵略了學生，難道學生就可以不學先生或不能學先生了嗎？學生和先生總是會有矛盾的。嚴重的時候，就會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教會徒弟，餓死師傅。”所以先生往往會欺負學生。這是很平常的事，我不明白毛澤東怎麼會對這樣的平常事都想不通。但聰明的學生是絕不會因為先生的一點侵略就“打破了學先生的迷夢”的。因為他明白，祇有咬緊牙關，把本事學出來了，纔能獨立，纔能也做先生。不錯，西方列強的“先生”，特別在二次大戰前，總是要侵略中國這個學生的。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裡的說法，是西方列強“不允許”中國走上資本主義。但列強不允許中國走上資本主義，中國便堅決不走資本主義──這便是毛澤東的邏輯嗎？如果是，則誰都知道，西方更不希望中國走社會主義，可毛澤東卻為什麼非要走社會主義呢？而中國人應有的態度，難道不正是列強不允許中國走什麼路，中國為了自己的需要和發展，則應該是“該走什麼路，就走什麼路”嗎？並且，不也只有這樣，纔足以稱之為獨立的麼？何況不以西方為師，“以俄為師”又如何？俄國社會帝國主義這個“先生”就不侵略“學生”了麼？實際上侵略得更厲害。而且，這個侵略的嚴重開始，並不是發生在毛澤東講這番話之後，而是在這之前。斯大林與日本人作交易，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以日本承認他們對外蒙古的特權來換取蘇聯承認“滿州國”（後來乾脆把蒙古“獨立“走了）。這樣的“大手筆”，連英美法等列強都要自嘆弗如吧？毛澤東卻要照學俄國不誤，所謂“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對反對蘇聯侵略的中國人，周恩來還要去作他們的“工作”，阻止他們反對。他們中間有骨氣的知識分子，不聽共產黨的話，發聲明抗議斯大林，如救國會的章乃器、王造時等。可是，直到一九五七年，共產黨還要跟他們算這筆帳，將他們打成“右派”。 到了六、七十年代，蘇聯百萬大軍壓境，毛澤東與蘇聯“先生”徹底鬧翻，珍寶島還流血打了一仗。這下總應該大徹大悟，不走俄國人的路了吧？但毛澤東還是要走，說是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掉”。 所以，毛澤東說西方的先生侵略了東方的學生，學生就不能再學先生，既不對，更不合事實。我們回頭一看就可以發現，它不過是君主立憲黨的“中國不可學西方論”，在被毛澤東接過手、又加上了共產黨的理論包裝之後，所出的一個“極左”的版本罷了。 第二個問題是：辛亥革命失敗了麼？“辛亥革命失敗”這句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本來是沒有的，它是後來出《毛選》時，毛澤東自己特別加上去的。我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圖書館找出早期和後期的毛著版本查對過。毛加上這段話，貶損辛亥革命，是為了反襯他領導的“人民革命”的成功。是為了洗清他並不是從辛亥革命手裡，更不是從孫中山的手裡，得的天下。 他根據什麼說辛亥革命失敗了呢？理由就是在民國初年，民主總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於是“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在毛澤東看來，似乎是革命今天一發生，明天，一個理想的社會就應該建立起來。如果說，有這麼幾年，十幾年，理想還不能實現，制度還不能安定下來，還有一個曲折反復的過程，還不那麼美好，毛澤東就認定這個革命是失敗了，理想不合國情了，道路走不通了，要換一條道路了。你們看，辛亥革命後十餘年，北京政府不總是在鬧國會醜聞，甚至一二再、再而三地鬧過“復辟”麼？ 奇怪的是，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要求那麼苛刻，卻對自己的“革命”非常寬容。 大家知道，毛澤東的革命一開始叫做“人民民主革命”，後來又叫作“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叫什麼，這些革命都在向人民許諾要建立一個比資產階級民主“更加民主一百倍、一千倍”的民主制度”。經濟麼？那更是要繁榮得使人民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總之，要給人民一個天堂。但結果如何呢？從民國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算起，共產黨搞了五十年了，這個天堂在哪裡？是在林彪四人幫（實際是毛澤東）的封建法西斯大棒之下，還是在鄧小平的坦克車履帶之下？經濟上這幾年雖略有進步，也祇是在用資本主義救共產黨。而毛澤東死的那一年，則是“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民啼饑號寒。因為“理想總是不能實現”，所以，人民的懷疑早就“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於是，鄧小平立刻指斥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了。甚至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發生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一聲炮響”，也已經給我們送來了戈爾巴喬夫主義、葉利欽主義了──為什麼還是沒有聽說中共要宣佈他們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失敗的，是不合國情的，是走不通的，也要換一條道路走一走呢？ 共產黨過去說是“劉少奇的干擾”，“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後來，又創造了一套理論來為自己辯解，說現在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為，祇要一說“初級階段”，那麼搞了半個世紀還不能到達天堂，也就不能算是“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了。但人們要問，你們為什麼又不允許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也有一個“民主共和的初級階段”呢？為什麼辛亥革命後纔短短十六年，也不過受了幾個南北軍閥的“干擾”，出了幾件國會醜聞──什麼“宋教仁被刺”，“曹錕賄選”之類，也並沒有什麼大不了，而你們就等不及了，就要宣佈民主共和失敗了，就要下結論“非走俄國人的路不可”了呢？ 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專制傳統和勢力蒂固根深，辛亥後的民主共和沒有一個“初級階段”，沒有一個幾年，十幾年的進步、倒退，建設、復辟，甚至分裂、戰爭、統一的曲折過程，理想的民主共和制度一下就能建立起來，這可能嗎？ 毛澤東和共產黨，為什麼要那麼寬待自己的“革命”，卻又要這樣地苛求辛亥革命呢？為什麼要那麼匆忙地宣布民主共和在中國的死刑呢？實際上，孫中山先生早已在理論上把中國實現民主共和分成了三個階段，即軍政、訓政和憲政。其中軍政、訓政就是“民主共和初級階段”。共產黨若是願意站在一個公正的立場，就應該承認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學生蔣介石先生在其總的歷史方向來說，是正確的。 結論是最後一個問題：究竟是應該繼續走俄國人的路，還是應該立即轉過身來，重走孫中山的路？ 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就帶著大陸的中國人去走俄國人的路了。時至今日已經走了五十年也沒有走通，甚至，連俄國人自己也不走“俄國人的路”了。怎麼辦？共產黨還要不要再走下去？據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起碼還要有一百年。這是不是說，共產黨還要硬著頭皮，強迫中國人民再走一百年俄國人的路呢？ 中共現在很喜歡向青年、特別是向海外留學生講“中國的國情”。我倒想建議留學生問一下中共：一個革命發生之後要待一百五十年纔能完成它的初級階段，而革命所許諾的理想，還在遙遙未知之天，這還能說是一個符合國情的“革命”麼？ 資產階級多元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完全符合今日中國的國情的。從國際來看，今日已經沒有毛澤東所說的那種列強“不允許”中國走上民主共和道路的情況，相反，它們希望中國民主化成功以融入一個有共同游戲規則的國際社會。從國內來看，中國早已存在一個在傳統上代表了社會左翼的成熟而強大的共產黨，又存在著一個在傳統上代表了社會右翼的成熟而強大的國民黨，近二十年來，在海峽兩岸和香港，又存在和發展起了代表著社會新興力量的各民主黨團和廣泛的民主運動。而一個統一、民主、和平、繁榮的新中國，就祇能建立在這個政治多元的基礎之上。因此，既要國家統一，又要一黨專政，已經完全不合國情。中共過去是第三國際的黨，它要走俄國人的路，要一黨專政。今天它高唱民族主義，好像是是民族主義的黨了，它就應該走中國人的路。中國人的路就是孫中山的路，也就是民主共和的路。這才是一條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學習並結合了近現代西方先進文化的正確道路。 是的，走孫中山的路，這就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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