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小引：中共政權教育部褫奪岳飛民族英雄的稱號

　　岳飛是民族英雄，這在中國人民心中早已定論。岳飛英勇的抗金事蹟和他那臻於完美的品格受到中國人永遠的讚頌。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要褫奪岳飛民族英雄的稱號。教育部新編的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中有一段這樣的文字：“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科學地分析對待我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這種民族戰爭不同於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是國內民族之間的戰爭，是“兄弟鬩牆，家裏打架”，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問題上應當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不能把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一概說成是漢族統治者的民族壓迫，也不可把少數民族對漢族地區的進攻統稱為掠奪和破壞。評價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也一樣。基於這一觀點，我們祇把那些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反對外來侵略的傑出人物如戚繼光、鄭成功稱之為民族英雄，對於岳飛、文天祥這樣的傑出人物，我們雖然也肯定他們在反對民族掠奪和民族壓迫當中的作用與地位，但並不稱之為民族英雄。”

　　透過這段冠冕堂皇的黨八股文字，我們不難洞悉“教學大綱”編者的心思。這些編者不是民主國家裏的那種純粹的教育工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裏的教授、講師們尚且都依“官本位”制，比照某一級別的官吏享受各種政經待遇，遑論供職教育部的士人了。其所言乃是政權意向的宣示。換言之，“教學大綱”所表達的觀點諸如褫奪岳飛民族英雄稱號等，都是編者秉承政權的意圖所為。

　　其實，這一褫奪並不始於當今。1979年山東大學等十院校所合編的大學歷史系教材“中國古代史”仍稱岳飛“不愧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中國古代史》中冊407頁) 1985年，此教材經修訂後重新出版時，這一句話被悄悄地拿掉了。

　　祇不過由於大學歷史系的就讀者畢竟有限，不動聲色地進行“褫奪”沒有產生多大反響。中學歷史課的就讀者千百倍於大學歷史系的學生，要在中學歷史課本中進行這一褫奪，恐怕難以在無形無痕中進行。於是“教學大綱”的製定者們就乾脆明火執仗地來使用“歷史唯物主義”了。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政權的執掌者們為何要作這樣的指示？這樣做會產生怎樣的後果？當今中國社會還需不需要岳飛那樣的氣質和品格？如果再把視角向社會的各個領域擴張，還會凝出更多的疑問。當今中國的民主運動也不無民族問題的困擾。因此，中國民族問題實在是一個繞不過去，迴避不了的課題。

一、是華夏民族還是中華民族

　　在當今漢語詞彙中，中華及中華民族這兩個詞哪一個資格更老一些？中華一詞最早出現於《魏書﹒禮記》。六百多年前朱元璋的北伐檄文中就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說。這裏，中華顯然指的是中國。自一八九九年梁啟超於“東籍月旦”一文中開始使用民族一詞，“中華”與“民族”兩詞遂迅速被連用。其後乃突出地表現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激情之中。其代表作係1935年田漢為“義勇軍進行曲”所填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中共教育部教學大綱說，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五十六個民族的總稱。照這個說法，中華民族是母集民族，包括漢族在內的五十六個民族是子分民族。人類社會中到底有沒有母集民族、子分民族這回事？有！如斯拉夫民族就是母集民族，其子分民族有俄羅斯族、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等，此為斯拉夫族的東支。波蘭族、捷克族、斯洛伐克族等，此為斯拉夫族的西支。塞爾維亞族、保加利亞族、馬其頓族等，此為斯拉夫族的南支。此外，日耳曼族、拉丁族亦可視為母集民族，因其下均包括許多子分民族。

　　母集民族與子分民族是不可強拉硬扯的。其歸類必須有所根據。以斯拉夫民族為例，歐羅巴人種(白種)分東、西、南三個亞種，斯拉夫民系多屬東支亞種。(日耳曼民系多屬西支亞種，猶太族屬南支亞種)。斯拉夫人高而直的鼻粱就使之頗易於與鼻粱高而彎(鷹鼻)的日耳曼人區分開來。斯拉夫人的語言屬印歐語系中的斯拉夫語族，區別於日耳曼人的日耳曼語族和拉丁民系的羅曼語族。斯拉夫人多信奉基督教中的東支──東正教。區別於日耳曼人信奉的天主教和新教。這些都說明了，從人種、語言、宗教三大要素上來界定，斯拉夫族作為一個母集民族是沒有疑問的。

　　回過頭來看看咱們中國的情況。從人種分類來看，新疆的維吾爾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哈薩克族等屬歐羅巴人種與蒙古利亞人種的過渡型，與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相貌迥異。從語言分類來看，塔吉克語屬印歐語系中的伊朗語族。維吾爾、烏孜別克、哈薩克等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中的突厥語族。蒙古、達斡爾等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中的蒙古語族。滿、赫哲、鄂倫春等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中的滿─通古斯語族。藏語屬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族、漢語屬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等等。從宗教分類來看，五十六個民族中有信伊斯蘭教、佛教、和各種原始宗教以及基本不信教的。三大要素中如此之大的區別歷歷在目，憑什麼認定有一個涵蓋五十六個民族的母集民族中華民族的存在呢？

　　華夏民族本來會成為一個母集民族。它的子分民族有可能是中原族、吳越族、鄂楚族、南粵族等等。極為類似斯拉夫族系。但由於自秦代開始漢字的統一使用，並於隋唐開始以這些漢字去進行科舉取士，終至廣袤數千里“書同文、心同倫”。華夏族系提煉為更統一的漢民族。以至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出自南粵僻壤。近代民主先驅孫中山亦來自海疆邊陲。即他們都不是出自華夏腹地，而是來源於漸次被華夏文明所覆蓋的原蠻荒之地。

　　既然從歷史民族學的意義上去分析，並不存在那樣的一個“中華民族”，那為什麼當年會“創造”一個“中華民族”出來呢？應該說當年這樣作是出於一種現實上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不必予以批評的。

　　三十年代中華民國在苦苦掙扎之中。軍閥混戰烽火未息，中共紅軍又受俄命起事湘贛，此後蘇聯和日本又先後大舉入侵。在蘇聯紅軍與大和武夫揮舞屠刀之時，共產國際與大和姦宄更先後全力策動“分裂中國”和“滿蒙獨立”，以期兵不寫刃地據有中國南方和北疆。中國武備落後，在無力以戰驅敵的情況下，由學者們“研究”出來一個起碼涵蓋蒙古和滿清的中華民族，遂向“滿族同胞”、“蒙族同胞”喊話：我們都屬中華民族，情同手足，須以民族大義為重，不可中東倭之奸計云云。可惜喊者聲淚俱下而聽者無動於衷。中共與滿洲終各立一國，蒙古也在脫幅飄搖之中。說來也真夠心酸。如果國勢強盛自有以軍力制裁入寇和叛逆，何須要學者們的“學術救國”？

　　日本侵華的歷史一頁終究翻了過去，而中華民族一詞卻沉澱下來。這是因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它仍有新的需要。中國共產黨以暴力顛覆了中華民國以後，把它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延伸到全國各個角落。為了求得各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共政治體制的認同，共產黨又祭起了“中華民族”論的法力。而另有一些人持這種“中華民族”論則是希企以此來營造中國境內各民族的融合和睦，然而，以生造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涵蓋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來取得中國境內民族和諧的願望，祇是一個善良的迷思。既然所謂“中華民族”從道理上來分析確實不能成立，那麼無論它看來多麼美好，也祇是鏡中之花水中之月。當您一再向人訴說這花是多麼美麗時，知您者謂您心癡，不知您者謂您心詐。事實上某些維、蒙、藏等族人士已經激烈反彈了。 他們據理強烈質疑這個“中華民族”的真實性，進而推論製造這樣一個虛幻的“中華民族論”無非是想從文化上消滅少數民族。

二、“民族英雄”之辯析

　　1、英雄與民族英雄

　　漢語中“英雄”這個詞是褒義的。在“英雄”一詞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詞“民族”謂之“民族英雄”，專指那些在民族鬥爭中的英雄人物。據此，關雲長雖是英雄但卻不是民族英雄。因為他建功立業於漢民族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爭鬥裏，而不是在與他民族的征戰中。哪些傑出人物可視為我們華夏民族的民族英雄？首屈一指的當然是岳飛、文天祥。可是，“教學大綱”要取消文天祥、岳飛等人民族英雄的稱號，理由是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科學地分析對待我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祇把那些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反對外來侵略的傑出人物如戚繼光、鄭成功稱之為民族英雄”。於是岳飛等就不能稱之為民族英雄了。

　　2、有沒有“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

　　戚繼光平定東南倭患是國家人民的大功臣。當然稱得上是民族英雄。如果去問一問黃河上下、長江兩岸、 珠江流域、天府之國的民眾，戚繼光是不是民族英雄？回答一定是：“是”！但是如果去問一問漠南草原和遼河鬆花江流域的蒙古各部和女真各部(即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戚繼光是民族英雄嗎？他們的回答則很可能不是，戚繼光關我們什麼事？他不就是被你們漢人稱頌的一個什麼英雄嗎？戚繼光平定倭患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民眾，但由於平定倭患有利於國家的安定，減少社會財富的損失，政府為平定倭患加徵的稅賦亦可藉此取消或減少，故平定倭患於所有民眾都是好事。但是此時蒙古、女真中某些部落則正在策劃或已在實行南下擄掠，平定倭患對於他們來說便不是好事。如果倭患能把明庭搞個半垮對於他們的入寇不是更有利嗎？所以說戚繼光的壯舉祇是代表了華夏民族即漢族和那些已經或正在自願融入漢族的，即基本與漢族成為生命共同體的少數民族(如瑤、苗等)的利益，而不代表已有離心乃至反目入寇的少數民族的利益。硬說戚繼光壯舉是代表了當時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利益，完全牽強。

　　而鄭成功有幸讓“教學大綱”封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根據是他趕走荷蘭侵略者，收復了臺灣。這裏有一個簡單明了的時間表。

　　1644年滿清入關鼎定北京。

　　1645年滿清滅南明小朝廷基本建立起全國政權。

　　1647年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降清，鄭成功堅決反對並從此走上自樹一幟的抗清道路。

　　1659年鄭成功組織了滿清入關後漢族人民最大規模的一次反清戰役──收復南京，但失利。

　　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鄭成功的後代堅持抗清鬥爭至1683年。

　　歷史事實是如此的清楚明白。鄭成功為反請復明貢獻了他一生，是滿清毫不妥協的敵人。 其收復臺灣也是為了支持反清事業。他毫無疑問是華夏民族的民族英雄，又怎麼會是代表了包括滿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呢？絲毫不顧事實地曲解歷史到了這樣的地步，哪裏還有半點“歷史唯物主義”的影子！所以，成吉思漢被蒙族奉為民族英雄、努爾哈赤被滿族奉為民族英雄，完全不妨礙我們如實地陳述他們發動的對外征服戰爭所造成他民族的生靈塗炭，並給他們賦予屠殺者、侵略者的評判。

　　3、漢族在對民族英雄的界定中所表現出的悲情

　　有人說，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汗、1618年以前的努爾哈赤應視為民族英雄。因為那時他們所做的事業主要是統一本民族。還沒有發動對他民族的侵略屠殺戰爭。如按此類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華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們漢族從來沒有把他們列入民族英雄。固然，這三個皇帝的統一事業是正面的。但當華夏民族祇把岳飛等視為民族英雄時，這裏面首先深深反映了華夏民族的悲情。

　　世界上有三種戰爭。一是王朝或貴族間為爭權奪利所進行的戰爭。二是底層民眾難忍統治階級的壓榨盤剝而舉行的起義。三是民族間侵害與反侵害的戰爭。三種戰爭以民族戰爭最為殘酷。

　　第一類戰爭有一定的妥協機制。尤其在秦漢以後，華夏民族的生命共同體觀念已經形成，王朝之間的並吞戰爭往往不以殺戮為目的，祇要對方肯臣服交權，事情會有戲劇般的結果。

　　第二類戰爭也有一定的妥協機制。其最經常的表現是王朝對起義軍“招安”。

　　第三類戰爭的殘酷性就在於它缺乏這樣的妥協機制。這是由於：

　　(1)相當比率的民族戰爭並不以王權轉移為目的。其目標就是燒殺擄掠，即使沒有進行反抗或已正式投降也逃不過被屠殺的噩運。如1630年滿清四大貝勒之一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時就把城中已投降的漢民和明庭官吏全部屠殺(僅孟喬芳等三人幸免。孟喬芳後官至陝西總督，為清庭平定西北立下汗馬功勞)。

　　(2)儘管華夏民族中漢奸甚多，尤其是明季之末。但還是有某一數量的士人持“華夷之辨”，投降有一定的心理障礙。一些百姓也不願淪為異族的奴才，故反抗猶會激烈。(如江陰、嘉定等地)而這又將會招致更殘酷的報復性屠殺。而自漢代以降在第一、第二類戰爭中較少有屠城戰例。而在宋末、明末的民族戰爭中屠城慘禍則不勝枚舉。

　　第三類戰爭的殘酷性還不僅在於它殺人之多，還在於它殺人的純獸性。黃巢、張獻忠起義亦是殺人如麻。但這種殺人係有一定的社會成因，即它是在此之前社會階級矛盾積累的渲泄，以及戰場讎恨的延續。第三類戰爭則不然。和平善良的漢族黎民根本沒有冒犯過北方遊牧民族，而他們被後者慘無人道地擄掠屠殺則純粹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這完全區別於農民起義軍和官吏富豪之間的讎殺。成吉思汗的名言為此類暴行作了最好的註腳。他說：“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殺人性命，奪盡其所有財產，令其親屬痛不欲生，再強姦他的妻子和女兒。”

　　縱觀歷史，可知自秦漢兩千年以降，給華夏百姓造成最大災禍傷害的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其烈度使王朝戰爭、農民戰爭、和封建統治日常的剝削壓榨都相形見絀。如果北方遊牧民族一旦強大到能夠斬關入塞、燒殺擄掠之時，華夏黎民所遭受的巨大災難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

　　為什麼北方遊牧民族會在數千里間不停止地南侵呢？這係基於兩個原因：

　　一是需要：囿於自然條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北方遊牧區某些生活、生產必需品如布絹、茶葉、鐵器等十分缺乏。需要從漢地獲得。其正常途徑有二。一是官辦的“馬市”、“榷場”或民間的“市易”。二是“朝貢回賜”。華夏中原王朝為了邊境安寧常採取“破財消災”的作法。讓周邊遊牧民族派代表進京朝貢，再給予其大量的回賞。朝貢之物無非是一點北地土產如人參、貂皮、壯馬，以此換取大量白銀、絹帛。這種經濟計量上“剪刀差”極大的“朝貢回賜”，已成為周邊少數民族酋長的生財之道。他們樂此不彼，甚至為了爭奪朝貢的資格展開激烈的內部爭奪。在中原王朝看來，這種“朝貢回賜”儘管經濟上極為得不償失，但總比遊牧者寇邊擄掠好。

　　二是能力：北方遊牧民族具有強悍的南侵能力。這首先與其生活形態有關。草原放牧，策馬狂奔，養成其粗獷。與豺狼虎豹為鄰，養成其勇敢。北地嚴寒，自然條件惡劣，養成其堅忍。強悍性格形成還與其文明程度有關。北方遊牧民族大多沒有文字，或祇有初創的粗糙文字。與文明水平低下相伴的就是缺乏禮儀教養而至行為方式的躁動橫蠻。他們“好為盜竊，互相凌劫”。“攘奪財貨，兄弟交嫉”。“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至骨肉相殘”。

　　這是北方遊牧民族人口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00年漢高祖率兵30萬被冒頓單於的40萬控弦士包圍於平城，幾乎被俘。由此推算，當時北方遊牧民族中僅匈奴一族的人口當在兩百萬以上。一千八百多年以後，十七世紀初努爾哈赤創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 六萬。再加上努爾哈赤和各貝勒的巴牙喇(直屬衛隊)總共亦祇七萬餘人。由此推算女真總人口為三十萬左右。1635年皇太極創蒙古八旗，實際兵員為兩萬五千。故當時蒙古族總人口頂多與滿洲相若。經過近兩千年的繁衍，漢族人口從三、四千萬增至明代的在冊人口六千萬，實際人口一億二千萬至一億五千萬之間。而塞外遊牧民族的人口反減為當初的幾分之一。這當與其悍戰的性格導致他們之間長期、頻繁的 殺奪有關。

　　漢族的中原王朝曾很不光彩地利用過北方遊牧民族的悍戰性。東漢時期鮮卑崛起。東漢王朝唆使鮮卑攻殺北匈奴，並以銀兩購買其所斬殺北匈奴的首級。後因首級重而且腐敗發臭，遂改以兩耳代替一首級論價。於是，鮮卑人連放牧都懶得做，專以攻殺北匈奴向東漢王朝換取銀兩為業。這亦是促使北匈奴敗亡的原因之一。

　　北方遊牧民族南侵能力之二，是他們體格上比漢族人民強壯並普遍習武。雖同屬蒙古利亞人種的北支，但由於漢人米食遊牧者肉食，漢人躬耕勞作遊牧者騎馬奔馳，形成兩者體格上的差異。漢人的日常勞動作息與武備無關，遊牧者放牧時的騎馬射箭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武備色彩。漢族一般民眾與武人分離，遊牧民族全體成年男子都是戰士。尤其是在趙宋以後漢族貶低武夫，而遊牧民族一直都以尚武為榮。

　　南侵能力之三是其社會組織的軍事化。戰爭動員極為簡便迅速。所有戰士──成年男子應召即騎馬攜刀箭而來。農耕的漢民族則須在和平居民中徵集士兵，還要再加以訓練，並從遙遠的各地把士兵調集起來。

　　南侵能力之四是由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利益的明確性所鑄造的高昂士氣。由於遊牧的運動性，使其民族的活動半徑大，在很大區域內都能形成民族認同感。農耕民族則“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鄰居尚且如此，遑論別州別郡了。比如令川蜀、浙閩籍的士兵長途跋涉到長城沿線去作戰。那裏離他們的家鄉實在遙遠，因而難以產生保護家鄉的感覺。當地語音風俗的差別更使之產生外鄉之嘆。他們心中祇有被迫從軍離別親人家鄉的無奈，而缺乏為國家民族作戰的英雄氣慨。而遊牧民族南侵擄掠，係屬正常作業，所得各種財物亦在他們之中分配，因之有明確的利益感。作為在本土防禦作戰的漢軍，其軍紀是禁止擄掠的。漢族軍隊的長官從來就有剋扣軍量之弊，士兵給養差，得不到愛護。“被驅不異犬與雞”，又沒有擄掠分配戰利品的刺激，這些都無可避免地使之士氣經常低於南侵者。

　　漢族的中原王朝能徹底擊敗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祇有漢朝。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於那剛形成的漢族還保持有先秦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尚武精神。其二是漢朝的勝利在相當程度上是生產力的勝利。那時漢族已純熟地掌握冶鐵技術，漢兵使用的是鋒利的鐵兵器。匈奴不會冶鐵，其士兵還多用青銅兵器。戰鬥時兵器相擊，匈奴兵的青銅兵器鋒捲刃斷，漢兵即揮舞著鋒利的刀劍去追斬逃竄的匈奴兵。亦正因為如此，一旦當鐵兵器不再為漢族所獨有，一旦當先秦戰國時期留下的尚武精神磨蝕殆盡，華夏民族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就每況癒下了。更遑論趙宋以後的重文輕武、奸臣輩出，華夏民族的亡國之禍實在所難免。

　　在北方遊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燒殺擄掠下，無力抵禦的漢民族進入了綿延千年的屈辱受虐和蒼惶離難。從西晉到南宋，部份漢族民眾為了躲避戰火苦求生存，遂扶老攜幼舉家南遷。路途遙遠、風餐露宿、疾病襲擊、野獸侵害，多少人倒斃路旁，多少家庭妻離子散。逃難人群從黃河到江淮，從江淮到錢塘。再越五嶺過梅關直至濱海、雷州，從而形成漢民族的一個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形成充份說明了華夏民族在北方遊牧民族南侵之下的顛沛流離、生靈塗炭。 祇要願意正視歷史事實，就可知，兩千多年來造成中國社會發展的延宕脫序、生產力的破壞損失、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傷害的最大禍害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南侵。

　　在這種情況下，忠貞報國、人格完美、武藝高強、戰功彪柄的岳飛就成了華夏民眾心目中最受崇拜的民族英雄。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抗擊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英雄人物當不止岳飛、文天祥等。實際上還有一些比他們戰功更為顯赫的人物。如衛青、霍去病、竇憲、明成祖等。但華夏民族並沒有把他們尊為民族英雄，何故？這又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華夏民族在民族英雄認定中所表現出的悲情。衛青等與岳飛的區別在於前者是進攻性抗擊，後者是防禦性抗擊。前者是勝利者，後者是失敗者。

　　無數的事實使農耕的華夏民族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匈奴未滅何以為家”？遂在休身養息、積聚到足夠的力量後，越長城、出朔方、入漠北，展開了激烈的反擊。 衛青、霍去病祇是基本擊敗了匈奴。徹底擊敗匈奴使之分崩瓦解並遠遁歐洲的是東漢竇憲。他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兵，登燕然山刻石頌漢威德而還。明初成祖鑒於歷史故事深知業已退往漠北的元蒙勢力仍為中原王朝的潛在大患，遂五次率兵親征，為明初獲得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北疆安寧，人民得以揮別昔日噩夢。明成祖對待建文帝的忠臣殘酷殺戮，甚至辱其妻女，其行為的確令人髮指。但他為謀求華夏安寧的努力則不應磨滅。漢武帝祇是深居宮中，御接戰報。明成祖則是披掛親征，並終究死於征途，確實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帝王論之，堪稱千古一絕。

　　從純軍事觀點上去考量。霍去病式的反擊完全應當。消極防禦並不能產生積極效果。 正是由於他們的奮起反擊才使中原得到一段時間的安寧。而與之相對的是兩宋明末祇進行消極防禦則終難免亡國之禍。然而華夏民族悲情至深。他們關注的焦距祇是定在於本土抗擊燒殺擄掠的英雄上。而且由於華夏民族終究數次局部或全境亡國，最能體現忠肝義膽，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之將傾的是那些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相若，並終究慷慨赴難、以身殉國的義士。而不是那些戰功赫赫、凱旋而歸、晉爵封侯的人物。

　　其實，以反抗打擊北方遊牧民族對漢民族的欺壓而論，還有一個更為突出的人物──南北朝時代的冉閔。對於他，漢族民眾都極為陌生。莫說祇在高中讀過中國歷史的人，即使是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如果他讀歷史不是出於對歷史的愛好，而祇是應付考試的話，也會對冉閔一無所知，因為在歷史系教材中關於冉閔祇有寥寥數筆。老師不講，考試也不涉及。 冉閔是後趙皇帝石虎(羯族)的漢人養子。石虎性如野獸，對人民極為殘暴。後趙國裏的漢族民眾真正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公元349年，石虎死，其兒子們為爭奪皇位互相拼殺，冉閔趁機而起殺石氏一家，並號召漢族人民起來反對羯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一時間爆發了近半個世紀來漢人對入塞胡人肆意欺凌漢族人民的積怨，遂群起四處擊殺羯人。入塞羯族人約二十萬，在那場暴亂中大體殺盡。在此基礎上冉閔建漢人政權魏國，並聯絡江南東晉，促其舉兵北伐、共同驅逐戎狄恢復華夏。無奈東晉不應，冉閔祇得獨立面對由各遊牧民族組成的為石氏復讎的聯合兵團。冉閔神勇當勝項羽，經常身先士卒橫衝胡人聯合兵團，以少勝多，十戰十捷。但終究於陷入鮮 卑大陣，寡不敵眾，受傷被俘就戮。

　　冉閔當為華夏的民族英雄。但華夏民族是個溫和善良的民族，不主張純粹的民族讎殺。華夏民族更是一個充滿悲情的民族。在民族鬥爭中經常處於被凌虐的失敗的地位，故很能體會一個弱勢民族的悲哀，遂對冉閔的屠族行為不予認同。

三、中共政權褫奪岳飛民族英雄稱號的緣由和危害

　　中共黨酋毛澤東曾經創造一個理論：民族鬥爭說到底是階級鬥爭。以此為基礎，中共在少數民族中發展黨員，再指示這些少數民族黨員向該民族的王公貴族、農奴主、牧主進行鬥爭，並領導他們建立隸屬於中共中央的地方各級政權。其權力結構中自有少數民族的中共黨員的位置。中共以為這樣就可一攬子地解決了各種問題。然而情況並不如此，某些極端民族主義人士非但沒有絲毫的省思，還一直懷有恢復當年大蒙古帝國的宏志。而這宏志的組成部份之一就是使內蒙繼外蒙之後亦從中國獨立出去。固然，懷“宏志”者在人群中總是少數，可是少數會對大多數產生影響並使之成為少數的社會基礎。更何況問題還不僅是蒙族，維族、藏族都有類似問題。

　　中共從維持其一黨專政的格局出發不能接受少數民族的獨立訴求，但由於以特權和利益的分羹祇能收買少數民族中的少數黨官，不足換取少數民族的整體性認可，中共就另外再開出了藥方。這就是在中國境內製造新的民族不平等，在民族尊嚴、民族意識上打壓漢族，給予少數民族各種優惠。甚至姑息、縱容司法上的民族不平等。

　　作為經濟比較發達的漢族給予少數民族一些經濟上的支援也是應該的。但凡事都應有個限度。久居西藏的作家徐明旭先生以其親身感受，實事求是地說明了藏族幾乎已成為一個特權民族。當大量的漢族底層民眾在衣食不繼、缺醫少藥中掙扎時，西藏已經實行全民公費醫療。至於在招工、提幹、加薪、分房、生育、高考等方面給予優惠則是無遠弗蓋、眾所周知。

　　不過漢族人民在貧窮艱難中苦熬久矣，各種應有權益亦在當權者花樣百出的削奪之中。故就算給少數民族這些優惠，對於他們來說已不足刺痛他們那已近乎麻木的神經。然而司法的不平等卻使某些直接受害的漢族民眾憤恨至深。筆者收到過許多篇來自西南地區網友的來信，他們那裏的少數民族還不是蒙、維、藏等強勢少數民族，而是回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但司法的不平等已相當驚人。農貿市場上，少數民族不遵守市場規則、強買強賣，市場管理人員不敢過問、聽之任之。而漢族民眾稍有行差踏錯，市場管理人員就會如狼似虎地撲過來。漢族民眾偶有不憤少數民族的橫行與之論理時，往往會遭到群毆。周圍的漢人作壁上觀。被毆者向派出所投訴。結果反遭到訓斥：“人家是少數民族，你怎麼敢去招惹人家？以後作人做事放聰明點”！

　　更為嚴重的是，有些漢族民眾被搶劫，漢族婦女被強姦，由於行兇者是少數民族，公安機關縮手縮腳，不敢認真追查破案，據說是怕影響民族關係，破壞民族團結。於是罪犯可以逍遙法外，受害者祇能哀嘆飲泣。非強勢少數民族尚且如此，遑論維蒙等族了。少數民族地區的這種狀況自不待言，即使是在純漢族地區，少數民族的驕橫亦令人震驚。比如在深圳，維吾爾族的商販照樣跨著腰刀，耀武揚威地招搖過市、滋事鬧場。常言道，入鄉隨俗。維族人在新疆帶刀出門倒也罷了，到了深圳竟還以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為由，給予特許，司法上的特權由此可見一斑。當然，無論情況多麼不正常，受害者也祇會是漢族的底層黎民。漢族的黨官和有身份的人並無擔憂。 褫奪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稱號，算是中共政權的“民族自虐工程”中的一個產品。 褫奪岳飛等民族英雄的稱號，固然令人氣憤，但更嚴重的問題是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在閹割我們民族的氣魄，抽掉我們民族的脊樑，扔掉我們民族精神遺產中最寶貴的結晶。其危害不可低估。

　　凡是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時，能挺身而出奮戰不息以身殉難者，其為官之時必清廉正直、勤政愛民。如瞿式耜、左懋第、閻應元。凡為官貪瀆、奸妄弄權者，在強敵扣關國破家亡之時，必望風披靡、棄職奔逃乃至認賊作父賣國求榮。如馬士英、阮大鋮、馮銓之流。每個人在本民族內正義與邪惡的鬥爭中的表現，與在反抗外族侵擾的鬥爭中的表現，其軌跡是有章可尋的。人們不能指望嚴嵩之流會為國捐軀，也不可能設想海瑞會開關揖寇。儘管他們並不生活在明末山崩地裂之世。

　　岳飛之甚值後世懷念敬仰還在於他那種高尚的情操品質是我們民族的珍稀之物。如果華夏民族的將領裏舉目皆是岳飛，華夏豈會數度亡國？如果華夏民族的士人裏舉目皆是海瑞，吏治如何會不清明？ 我們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值得驕傲？是“四大發明”？還是那汗牛充棟的詩集？這固然見仁見智，但回想一下我們民族每個朝代都有那麼多權力炙手可熱的奸佞重臣，從石敬瑭(漢化胡人)到明末漢奸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都是創記錄的“業績”。還奢談什麼驕傲自豪？如果不是還有岳飛、文天祥這樣的血性之士以其悲壯的故事為華夏爭回了一點顏面，向世人宣告華夏雄魄猶存，我們還有什麼面目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四、華夏──體大魄弱的民族

　　華夏民族是一個體大魄弱的民族。華夏“體大”體現於它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從秦漢到明季的近兩千年裏，神州本土基本定形於300──400萬平方公里之間，人口高峰在宋代達到一億五千萬。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無以倫比的。世界上也曾有過數次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但無論是紀元前4世紀的馬其頓帝國、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還是公元八世紀的阿拉伯帝國、十三世紀的大蒙古帝國，儘管都顯赫一時，但終究均作曇花。僅留下一點敗瓦頹牆，甚至煙消雲散無處覓蹤。另外，其人口數量也難以與華夏媲比。

　　可是如此之體大的華夏卻往往在人口祇有它幾十、甚至幾百分之一的遊牧民族的攻擊下敗北乃至亡國，何故？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省深思？以明季為例，其敗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應該清醒看到的是，如果說促成思宗自掛煤山、滿清入關、鼎定燕京的原因頗多，那麼，弘光政權的迅速覆滅則完全係華夏民族的“魄弱”所致。1644年5月弘光朝建立到1645年2月清豫王多鐸率師南下，其間有半年多的空檔，南明足夠用以佈置兵防。可是馬士英、阮大鋮弄權金陵、賣官鬻爵、夜夜笙歌。江北四鎮相嫉爭長、傾軋不休。儘管史可法為平息爭端唇焦口燥地四處奔走，但仍發生高傑偷襲黃得功、許定國誘殺高傑、劉良佐圍攻淮城等一系列嚴重事件，致使江北大壞。1645年三月多鐸兵鋒已逼近泗州，就在江北危如累卵之時，左良玉竟置大局於不顧，率數十萬軍隊從武昌沿江東下“清君側”。弘光政權遂調江北四鎮中唯一忠心保明的黃得功部截擊左軍。大敵當前竟自相殘殺，自黃得功解左兵之危回師江北，已事不可為。四月史可法身殉楊州，黃得功戰死，江北四鎮餘部及左軍餘部悉數降清。清軍長驅直下，五月十五佔領南京，守衛南京的二十幾萬軍隊及官員降清，赴難殉國如戶部郎中劉成治者屈指可數。倒是有一乞兒(當為潦倒布衣)自縊百川橋，留詩一首，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

　　在世界歷史的漫漫長河中，滅族亡國事件不勝枚舉。但像南明這樣的滅亡倒也不啻為奇蹟。南明江北四鎮系、左良玉系、南京本部總兵力總共有好幾十萬，為多鐸所率清師的十倍。清師野地浪戰所向披靡，但攻城略池非其強項。這從江陰僅以民間義軍為主體便堅守了八十一天，給清軍以重大殺傷可得佐証。祇要南明軍均作江陰之戰，一城被圍，四方來援。區區幾萬清軍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必師老力疲、無功引北。但豈料明將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內爭權奪利兇悍無比，而禦外則怯懦如雞。更可唾棄的是毫無民族氣節、社會正氣。若是華夏族內的王朝統一戰爭如宋太祖之平南，那俯首以降則倒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時是野蠻的遊牧賤夷屠華夏黎民、毀華夏文明。無論從普遍的民族大義出發，還是從忠君報效的角度出發，南明將領都應竭全力以保百姓，決死戰以慰社稷。退而論之，貪生怕死怯戰逃竄倒也罷了，但竟然辮發降清，旋即兇殘無比地掉轉刀口屠殺華夏同胞，其行徑真是喪心病狂狗彘不如。由於數十萬南明軍悉數降清，使南下幾萬清軍如滾雪球般瞬間膨大。大廈已傾大局已定，致使後來張煌言、何騰蛟、鄭成功等的艱難奮戰亦祇是悲歌一曲罷了。

　　1、怯懦，缺乏必要的反抗精神。

　　1998年夏，印尼發生大規模虐華暴亂。從搶劫焚燒華人商店迅速發展為破門而入，闖進華人家中毆打殺害華人，強姦、輪姦、姦殺華人婦女。暴徒們甚至猖狂地叫囂： “因為你們是華人，所以就要強姦你們”。消息傳來，我義憤填膺通宵難眠。第二天我就去聯絡一些志同道合者，星期天走上紐約街頭揭開了紐約華人聲勢浩大的抗議印尼虐華暴行的運動序幕。但沒想到我們在街頭宣傳時竟有自稱印尼華人的人士前來要求我們祇提印尼發生的暴行是侵犯人權性質，不要提種族歧視的性質。理由是會更刺激暴行。我聽了十分困惑。後來我們的抗議活動昇格為在印尼駐聯合國代表團和印尼駐紐約領事館門前的三次集會示威活動。其中一次多達五千人，為當時全世界最大規模。這時我們又聽到有人來傳話說，印尼華人請你們不要再鬧了，你們示威的相片在印尼國內的報紙都登出來了。你們這樣鬧，反而會使他們在印尼處境更糟糕。我聽了很傷心。呆若木雞地無言以對來人。而後來我們瞭解到的情況是，正由於這一次印尼的虐華暴行一反過往地遭到全世界海外華人的強烈譴責，才使之較快收斂。但我的心卻久久未能平靜。因為那兩次“傳話”使我深感“華人”這個民族的性格是何等的懦弱。我還想到在數以千計的華人女子被強姦、姦殺時，他們的丈夫、父親、兄弟都到哪裏去了？怎麼就沒有一個華人男子出來為他的母親、妻子、女兒、姐妹殉難？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民族衝突中，還沒有哪個民族是像這樣地如雞鴨豬羊般地任人宰殺。這簡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恥辱。

　　同在印尼的東蒂文、齊亞所發生的暴行更盛，而且是軍隊直接施暴，但那裏的人民就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他們為此付出了犧牲，卻贏得了世界的同情和尊重。前不久我還聽到這樣的高論：“楊州十日”和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自找的。明知守不住為什麼還要守？被屠殺是活該。當然，從純軍事角度著眼是可以討論揚州和南京是否應予固守，但卻決不可把揚州、南京這兩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責任推到受害人身上。

　　2、自私，缺乏團體精神和應有的正義衝動。

　　在中國這種情況隨時可見：如數百人無動於衷地目睹不慎落水者溺斃，傷病者倒臥路旁無人施以援手。在美國紐約有些華人也不斷作出此表現。黑裔和西裔歹徒不但在其他地方敢於肆無忌憚地搶劫華人，甚至在唐人街也敢如此。這是由於他們喫準了華人的自私，各人祇顧自己，沒有團體精神。搶劫哪家華人店舖頂多祇會受到當事人的反抗而不必擔心其他華人會前來援助。1998年發生在百分之百華人居住和開店的勿街的搶劫事件就是典型。西裔歹徒可以在搶劫並傷害華人店主後，竟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在眾多華人的眾目睽睽下逃掉。

　　1996年紐約發生警察槍殺在自家後院玩玩具槍的華人少年黃永新，而警察竟被判無罪的極端司法不公案件。事後紐約亞裔人權團體(以韓裔為主力)組織了許多次抗議活動，我幾乎無一遺留地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身份予以參加。特別是在布魯倫地檢處門口的那次示威，我動員了我全家和親友共十幾人參加，為該次示威人數的約五分之一。但黃永新案件始終沒能討回公道，殺人警察逍遙發外。民事訴訟中黃家也祇得到40萬元的政府賠償。相比之下1999年的黑人路易瑪受虐案件，施暴警察終究鋃鐺入獄，民事賠償也高達650萬。究其原因，關鍵在於黑人民權團體為此案舉行過多次數千上萬人的集會示威，而亞裔為黃永新案件所舉行的歷次抗議活動，其參加人數幾乎沒有達到過三位數。

　　1992年，在紐約黑人區開水果店的韓裔店主因黑人孩子經常在店中偷水果而與周遭的黑人發生衝突。黑人在該店門口舉行馬拉鬆式的接力示威，意在迫使該店不能正常營業而關門。豈料紐約韓裔水果商會認為理在自己這一邊。遂全力支持該店。捐款給該店堅持開門。他們還認為當時的黑人市長丁勤時偏袒黑人，遂在紐約市政府廣場上舉行近萬人的示威。從此紐約政界和民間遂不再敢輕視韓裔社區。

　　在1998年那次抗議印尼虐華暴行最大規模的示威前，我打電話聯絡黃永新的姐姐，希望她們能來參加。見她含糊其詞，我遂向她說明我們不屬於任何政治組織，說明我參加過哥倫比亞公園、容閎小學、布魯倫地檢處等次為黃永新舉行的悼念和抗議活動。我說黃永新無辜被槍殺和現在印尼發生的虐華暴行都屬於踐踏人權和種族歧視，希望她們能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但她沒有給我答復，終究也沒有來參加。我很失望，更感沉重。我想，每一次為黃永新舉行的示威，她一定希望有更多的人參加。可是等到其他同胞有難，需要她去參加時，她就不幹了。自私，多麼嚴重的自私啊！這會不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主流性格呢？

　　3、自私、缺乏社會責任心和正義感

　　就目前中國社會的主流情況來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之中肯定飽含了許多富人對窮人的冷漠。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中，所謂的精英階層獲取了許多利益。當然並不排除某一程度的利益係正常得來。但無可否認的是，更多的利益是社會公正機制被拋棄的結果。可以說佔相當比率的人們都在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謀取利益，而無視社會公正和正義。甚至一些被壓在社會底層、其正當利益被削奪的人們，一旦當他們有機會時也會這樣作。學校巧立名目向學生收取各種額外費用，利用學生求知昇學的願望敷衍正常教學，另索高價進行所謂課外輔導。醫院想方設法在病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醫療收費。利用病人求生的慾望盤剝再三，甚至因索取不到預交醫療費就把工傷急癥者拒之門外，任其死亡。為人師表、白衣天使尚且如此，遑論其他諸如短斤缺兩以次充佳的雕蟲小計，和各種妄顧社會公益、自然環保以肥一已的劣質行徑了。至於共產黨官員的貪瀆腐敗則與政治體制有極大關係，已超出了民族品格的範疇。

　　缺乏社會責任心和正義感最集中的表現是對中共專制政權的認可、綏靖乃至辯解擁戴。某些知識精英為中共政權製造了種種拒絕民主政治的理由。諸如：中國的國情不能照般西方那一套，中國人文化素質低不能實行全面民主選舉，當今中國的經濟成就居世界前列，是“共和國”有史以來最美好的時期，某些有爭議的社會現象是改革開放所必然付出的代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中國避免了蘇聯式的瓦解等。

　　我的一位友人的思想言行堪稱典型。在文革前嚴峻的政治歧視環境中，出身“不好”的他極為僥幸地考入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邊遠地區任教，八十年代設法調回廣州，在九十年代教師地位大提昇的歲月裏，他也深受益處，工資高於勞工階層數倍，分得一百多平方的新房，還有療養休假和種種福利。於是他徹底忘卻了昔日“狗崽子”的辛酸。確實，自私心的塵埃有足夠的能量蒙蔽許多人正常的心智。

　　中國人因自私而導致的正義感泯滅還帶到了國外。九十年代以來，大量偷渡客來到美國，他們大都編造理由取得美國的政治庇護，令人齒冷的是，他們一方面說在中國受到迫害，要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另一方面又積極參加各種擁共活動，舉行聲勢浩大的擁共遊行示威。九十年代以前，美國華人社區中共勢力的能量極低。爾後政治生態的巨變，中共在海外的坐大，相當程度上就倚仗了他們。這些僑團的頭面人物以主持擁共的政治行動取寵於中共，從中獲得種種利益──回國做生意的方便，領事館宴客時座上賓的榮耀等。積極跟隨中共的骨幹也將在海外的生存中得到他們的關照。

五、孱弱華夏、魄兮歸來！

　　儘管就整體而言，華夏民族“魄弱”無可否認，但其雄魄精髓猶存又不容置疑。穿過時空的隧道回溯上古，我們會看到牧羊北海的蘇武。匈奴對蘇武說：不降，待公羊產乳方還。大漠苦寒、狼煙一空。蘇武挖野鼠以充空腹，奉雪水以解饑渴。李陵勸他：“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蘇不為所動。決心持漢節以終荒野。後逢漢匈和親，始得衝破匈奴阻繞返歸故國。其間十九年。出使時正當壯年，歸來時鬚髮皆白。這是何等崇高的品質和堅強的意志。蘇武無一兵一卒，祇有出使時的漢節一支。他沒有兵將卻有勇氣，沒有武藝卻有氣節。沒有赫赫戰功卻有光照日月的事蹟，沒有出將入相的榮耀卻堪作千秋萬世之楷模。

　　1644年5月，南明弘光政權建立。8月，兵部右待郎左懋第北上議和被扣。其後左懋第在軟禁之中為了維護南明使節的尊嚴與清庭作了毫不妥協的鬥爭。1645年5月弘光政權敗亡。清庭遂命左懋第等剃發以降，遭到左懋第的嚴辭拒絕。廟堂之上， 多爾袞等對左懋第進行了最後一次勸降。多爾袞對他說：“爾勿誤，今日降，今日富貴矣。”左懋第蔑之。降臣金之俊(原明兵部右待郎)對左懋第說：“先生何不知興廢？”左懋第針鋒相對地答道：“先生何不知羞恥？”多爾袞怒極，急令斬之。左懋第連同其隨員五人慷慨赴義。

　　好一個“知興廢”與“知羞恥”之爭。漢奸們“知興廢”遂剃髮變服賣身投靠，另闢蹊徑再創一番仕途。忠貞之士“懷瑾握瑜“，“不知興廢”但“知羞恥”，則須付出自己生命的代價。而這犧牲恰恰昭示著我們這個民族雄魄之猶存。然而華夏之魄在哪些歷史時期遭到了最嚴重的損傷？

　　是在滿清入主中原和中共的專制統治之時。

　　滿清以殘酷的殺戮和持續數代的血腥文字獄以及開科取士來製造華夏民族的奴性。最具反抗精神的人們在反復的屠城中被滅門，而使其反抗型的遺傳因子無以代傳。較具自由思想的人們在百多年聯綿不斷的文字獄中被撲殺，而至“萬馬齊喑”。皇恩浩盪的開科取士，使士子們為搏取個人仕途及光宗耀祖而趨之若騖，致使國讎家恨、忠義廉恥被棄之如敝屣。在這之中，華夏民族的雄魄遭到了莫大的摧殘。

　　中共竊國以來，其行徑極類滿清。它也進行了反復的大屠殺。“鎮反”、“肅反”、“清隊”、“一打三反”直至八九年的“六四”屠城。它更實行過殘酷的文字獄。從延安時期的王實味案到“解放”初期的胡風反革命案，從五七年“反右”到文革時期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全面專政”，還有那時斷時續至今仍聒噪不休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之類，都是力圖把人們的思想禁錮到它的專制主義體制之中。此外，中共還搞了一套深具中共“特色”的“開科取士”──“入黨做官”。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共以此網羅了一大批專制政權的忠實奴才爪牙。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除了繼續其“黨科舉”以外還輔以“倡導個人發財”。共產黨官僚以其貪污受賄、錢權交易，黨儀天下，各階層群起效尤，致力於個人斂財享受而枉顧社會公正和正義。如果說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共的全面鎮壓政策其效果是加深中國人的怯懦，那麼，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共的政策就是致力於強化人們的自私心。自私必然帶來散漫。自私而散漫的人群絕對不能對專制政權構成威脅。憂國憂民且慷慨激昂者在歷史上從來就是本民族昏君貪官和外族入侵者的剋星。當代，當戴著皇冠和頂帶花翎者以及遊牧民族的酋長都走入歷史之後，這些人就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對頭。為了使共產黨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共產黨在極力按它的需要來塑造中國人品格的同時，還把那些人投入監獄或驅逐國外。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在煽動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又在搞民族虛無主義。這似乎頗為費解。其實不難解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是用以抵制自由民主理念。把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念說成不適合中國國情，把世界進步人類對中國幼嫩民主力量的關注支持誣衊為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它還將其一黨之私的政權等同於祖國，要人們去擁戴熱愛。

　　終結中共專制體制必需要有勇氣，怯懦不行。必需作出奉獻，自私不行。必需以團體的力量，散漫不行。必需具有社會責任心和正義感，茍茍營營是非不分不行。站在多災多難的華夏大地上，回首歷史、極目河山、仰視蒼穹，蘇武、岳飛、文天祥、左懋第.....離我們並不遙遠。華夏雖似孱弱，但雄魄猶在。

　　為了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公正均富的新中國，讓我們奮起呼喊：

　　孱弱華夏，魄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