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地方分離主義Versus中國民族統一主義──兼論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旅美退休教授 孟 德 聲
編者按語：孟德聲教授的這篇文章值得認真一讀。它對於如何理解「國制政體」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政治意義，如何理解大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國統一的歷史由來，對當今大陸、台灣和海外關心中國前途的華人，對國際國內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國際干涉勢力，特別是對台灣極端政治分裂勢力，和一些來自大陸、聲稱要搞民主就應該贊成「分裂中國以成就台獨」的人士們，實在學術上具有相當的批評和說服力量。
一、前 言著名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於今年初出版《中華聯邦》（註一），大膽預測中國大陸多元區域經濟之蓬勃發展，必將席捲全亞洲，台灣為本身之生存及避免邊緣化，將會和大陸聯合而成為一個「中華聯邦」形式的政治／經濟實體，而時間上，他認為：「比較樂觀的推定是在二００八年北京奧運前後，所以把目標時間設在二００八年前的某個中間點，應是比較有可能實現的。因此我預測，此一目標時間會是二００五年。」（註二） 大前研一是由經濟發展的觀點作如上推測。他預料中國大陸將會出現一些大小「區域」（Region），小區域人口大約是五至七百萬人，其經濟成長率達到15％－20％，遠超過馬來西亞、泰國、韓國、台灣等地區。大陸的這些小型區域包括深圳、上海、大連、天津、瀋陽、廈門、青島、蘇州等城市。這些小區域實際上是「大區域」（Mega－region）之核心，人口約是一億人。中國這樣的大區域可能有五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地區、北京／天津走廊和山東。假如它們都是「國家」的話，足夠有資格名列於亞洲十大經濟國之中。如果把台灣和香港也包括進去，則在亞洲十大經濟實體中中國就佔有七個之多（註三）。 無獨有偶的是，十多年來，有若干新西化派、民運人士以民主和平、人權自由之名義，實際是基於地方主義和少數民族分離主義，而主張中國應採行所謂「有邦聯特徵的聯邦制」。他們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在舊金山開會討論，並擬定「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憲草〉）。主張把中國領土劃分為四大類：名為「自治邦」者有內蒙古、台灣、西藏、新疆、寧夏和廣西；名為「自治省」者為中國大陸原有的二十二省；名為「自治市」者有上海、天津和北京；名為「特別區」者有香港和澳門。依此〈憲草〉，民運人士所主張的邦聯／聯邦制具有下列分離主義的特色：（註四） 一、〈憲草〉規定：「台灣自治邦有權發行本邦護照、旅行證件和簽證，設立本邦終審法庭，管理本邦航天、航空、海運、郵政、電信」；「財政獨立，免徵聯邦稅」；「有權維持武裝部隊，並有權拒絕聯邦駐軍」。──這是將「中華民國」改為「台灣自治邦」，放棄統一目標，而將兩岸因國共內戰之暫時分離予以固定化和永久化。 二、「西藏自治邦為國家自然保護區，禁止在其域內進行核子、化學和生物武器的試驗及核廢料的儲存」。──這等於說，西藏不是「中華聯邦」或中國之領土。〈憲草〉規定西藏自治邦「財政獨立，免徵聯邦稅」；「有權設立本邦終審法庭」；「西藏自治邦之地位，在本憲法實施二十五年之後，由其域內公民以投票公決檢討之」，不受憲法所賦與聯邦政府權力之限制。──這是西藏獨立分裂主義的主張，只是將獨立時間延後，以公民投票決定而已。 三、各「自治邦有權以『中國某自治邦』名義與外國締結非軍事性協定，有權自行決定參加各種國際組織，設立駐外代表機構。」──這是說明各「自治邦」有如邦聯制中的主權國，具有外交自主權。 四、〈憲草〉並規定：「自治邦與特別區得依據各邦或各區情況，管理本邦或本區之入出境。──這是說明「中華聯邦」或中國之公民在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各「自治邦」不擁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權利。換言之，各「自治邦」乃獨立王國也，有權剝奪二十二「自治省」十億以上中國人進出及居住各「自治邦」之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 不久前，有若干海外民運人士在美國加州成立「中國聯邦臨時政府籌備委員會」，並發表公告，謂該「臨時政府」之基本宗旨在「推翻中共，創立共和」云。該籌委會負責人表示，「臨時政府」版圖不包括台灣，未來將先與台灣建立邦聯，以後再考慮建立聯邦與否的問題。（註五） 如上所述，則新世紀初期中國民族所面臨的領土主權之挑戰是台獨、藏獨、疆獨和蒙獨等分離主義，假聯邦主義之名進行分裂中國之實。聯邦主義或聯邦制（Federalism／federation）是否適合中國？能否戰勝中國民族統一主義？大前研一是否過分看重經濟因素而使其預測落空？西化派、民運人士所主張的聯邦／邦聯制是否違反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如此在實際上的分裂中國是否符合現代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的基本願望？
二、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之確立鞏固與堅韌持久中國古代有甚多部落、族群小國，如《左傳》哀公七年所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明末清初學者顧祖禹寫道：「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武王觀兵，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尚存千二百國；獲麟之末，凡百有餘國；而會盟徵伐可紀者約十四君。」（《讀史方輿紀要》） 自古迄今，人類之生存空間與生活資源均屬有限，同時人類欲望無窮，而且常以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因此衝突難免，鬥爭激烈，生存不易，生活維艱，「人生而自由，但處處又在縲絏之中」（盧梭語）。人與人爭，與自然爭，為生存自由而爭，但單打獨鬥，無濟於事，故必須群居，由氏族、部落而民族，及民族聯合。 形成及鞏固一民族之基本要素為血統、語言、風習、思想信仰、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等。周初封建宗法社會，由氏族、部落自然演進而成；但聯邦及邦聯式的封建制度難以長久維持，春秋戰國亦是必然發展，過渡到統一的大帝國。促成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民族統一運動之因素甚多，例如個人權力野心（人性）、學術思想之發達、技術與實業之進步（即鐵器之發明與應用）、都市與商業之興起等等，而最根本的自是華夏民族生存之需要。此即長城線以南諸華夏族群、民族非統一團結不足以對抗天災（旱澇災難及其救濟）與人禍（異族侵擾壓迫、諸侯之爭權奪利）。 二十世紀著名英國漢學家、科學史學者李約瑟博士與已故美籍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博士曾合寫一論文〈中國社會之性質：一個技術的解釋〉，其要義如下：中國在二千多年前即因防洪、救災，及防禦北方遊牧民族之侵犯，構成統一局面，以文官治國，實行中央集權，發展燦爛光輝的文化。（註六） 此種理論是根據地理、地質與天象學。黃河經常氾濫成災，大規模防洪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全國統籌規劃進行，非局部地方權力所能為力。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勒石頌功，自稱「決通川防」，更稱秦為「水德之始」（《史記》）。故為回應自然環境之挑戰，中國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即必須統一。（同註六） 何故中國經常有水旱災？因中國之季候風係「氣旋風」，即夏季由菲律賓海吹向中國之水蒸氣，全靠由西北吹來之旋風（cyclone）將之升高，濕氣遇冷成雨。於是農作物所需雨量，全待兩種未知數之相遇而定。如果兩種氣流一再在某處上空相遇，該處必有水災；反之若是兩者經常錯過，則成旱災。根據二千多年以來的記載，中國幾乎年年有水災或旱災，有時水旱並至。只有大國大政府，掌有各種資源始能從事防洪救災。梁惠王見孟子，即自稱「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此為構成秦漢大帝國之地理、氣候因素。（同上） 由於天候氣象關係，在東亞大陸有「十五吋等雨線」（15－inch isohyetline）所造成的地理資源差別，因而導致族群、民族之生存競爭，亦必然迫使中華統一帝國之產生。英文isohyet 一字來自希臘文isos（equal平等）與huetos（hyet，rain雨）之合併，即意指「等雨量」（equal rain）。因此在中國地圖上可以劃出一條十五吋等雨線，在中國北方與萬裏長城大致符合，在西部則經甘肅青海到西藏邊境。凡此線以南以東，平均每年至少有十五吋之雨量，可資農耕；此線以北以西，則低於此最少雨量，少數民族只能以遊牧為生。故此等雨線亦胡漢之分劃，亦邊疆民族與中原民族幾千年來長期交兵之處，尤以氣候乾旱與人口過剩時為然。邊疆民族有無需動員之便利，牧人即騎兵。中原民族則須徵集兵員，改變生活秩序，普遍抽稅籌餉。這亦使統一的帝國不可避免。等雨線象徵生命線，與等雨線相符合的長城線，亦即國防線。總之，因地理、氣候所引起的防災、救災和抵抗遊牧民族之侵擾，青銅時代剛一結束，秦漢大帝國即告形成。（同上） 以上科學史學者對中國社會之性質，即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作地理的、氣候的與民族人文的分析，也就是歷史哲學家對中國社會、歷史之「外部構造」之分析：包括一、自然環境，二、鄰國（族）狀況尤其是技術之對比，三、由此而形成的戰爭、和平關係，即國（族）際關係。（註七）總之，無論是科學史家對中國社會歷史作「技術性」分析，或歷史哲學家之「構造的」分析，其結論均是中國民族在古代歷史發展中走向大統一是不可避免的，亦即中國民族大一統歷史傳統之形成與確立是自然的、必然的趨勢與命運。二千餘年來，華夏民族，從分到合，分而復合，為生存，為自由，團結統一，別無選擇。這也顯示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之所以鞏固而持久。 歷史學者夏曾佑對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之論述值得引錄於下：「自秦以前，神州之境，分為無數小國，其由來不可得知。歷千百萬年而併為七國；其後六國又為秦所滅，中原遂定於一。秦又北逐匈奴，南開桂林象郡，規模稍擴矣。天佑神州，是生漢武，北破匈奴，西併西域，以及西羌，西南開筇僰，南擴日南交趾，東南滅甌粵，東北平濊貊，五十年間，威加率土，於是漢族遂獨立於地球之上，而巍然稱天國。非此兩皇，中國非今日之中國也。故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此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自秦以來，垂二千年，雖百王代興，時有改革，然觀其大義，不甚懸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漢二君營其室，後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求適一時之用耳。不能動其深根寧極之理也。」（註八）
三、均權主義單一制與聯邦制由於自秦漢以來大一統歷史傳統之確立與堅韌，我國各朝代之政府體制一直是單一制（unitary system），地方政府（包括某些時期的局部封建王國）之存廢及其權力由中央決定。先秦時期之封建制，天子分封諸侯，禮樂徵伐出自天子，亦可說是一種單一制。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天子失勢，無體制秩序可言，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東周時代之周王朝體制類似現代邦聯，諸侯會盟略近於現代國際會議或聯盟。列國紛爭，終定於一統。三國魏晉南北朝，統一運動不曾間斷，乃有隋唐之統一。唐之藩鎮，過於傾向地方分權，尾大不掉，內輕外重，分裂割據，由五代十國而過渡到宋之統一。宋代矯枉過正，強幹弱枝，內重外輕，無力抵抗外敵。明清專制惡化，亟需由統一的專制帝國進入統一的民主大國，要民主，也要統一。民主人權與國族統一，如鳥之兩翼，相輔而行，缺一不可。歷史教訓，班班可考。 一國之政府體制，依憲法規定，政府權力概括或列舉分屬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並非由中央產生，而中央政府往往由地方聯合組成，即聯邦制。地方政府及其權力由中央產生或變更，即單一制。在聯邦國家，中央與地方權力衝突時，通常由釋憲機構解決。聯邦制多側重地方之權力與民主（地方分權），但是，俾士麥時代德國採聯邦制，而行中央集權；前蘇聯採聯邦制而行極權主義；而美國聯邦亦傾向聯邦權力之擴大。單一制多側重全國性之權力與民主（中央集權），但法國是單一制，被認為是民主國。是故，聯邦制與地方民主或單一制與中央專制，二者無必然關係。 墨子有言：「瓜甜蒂苦，世無完美之物。」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聯邦制由地方分權民主可能走向分裂獨立，單一制由中央集權可能走向專制。我國自秦漢以來為國族生存之需要採行單一制，有時地方權重，有時中央權多。晚近受西潮沖激，又有聯邦制與單一制之爭。中山先生是政治家與思想家，對我國政府體制之設計自有其卓見，此即均權主義的單一制或單一式的均權制之構想。簡稱均權主義或均權制。其發展概況如下。 民國元年，孫先生曾幾次主張單一制。他在八月十三日發表〈國民黨組織宣言〉稱：「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中之制，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同月二十五日，他復斷然言之：「吾國今日之當採單一國制，已無研究之餘地。」（註九）十月十日又言：「現信中國仍為整個單一制國家，且將永遠如是。」因為：「中國自廣州北至滿州，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為同一國家，同一民族。此種事實直至中國學生留學外國之時，始有完全之認識。故首知中國為偉大之單一國家者，乃留學外國之學生。現在余遊歷北部之觀察，更給余以鐵證，確知此種見解之正確無訛。」（註十） 民國成立以來，每次制憲均有「省制問題」之爭論。民國九年以後，又有「省憲運動」，其理由是「聯省自治」。民十一年，孫先生發表〈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為研究他對政府體制主張之最重要文字。他批評中央集權、地方分權與聯省自治等說法，「不過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常談而已。」他寫道：「議者曰：『國小民寡或可用中央集權，地大民眾非用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不可。』曾不知土地之大小，不單當以幅員為差別，尤當以交通為差別。果其交通發達，土地雖廣，猶比鄰也。中國若守老死不相往來之訓，雖百里不可以為治。若利用科學以事交通，則風行四海之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集權分權又何與焉？」（註一一） 他繼續寫道：「議者又曰：『中央集權易流於專制，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始適於共和國。』此又不可以不辯。夫專制雲者，為立憲對待之名詞。苟其立憲，雖中央集權何害？例如法國固行中央集權者，為民主立憲國自若也。北美之合眾國，議者樂引為聯省自治之口實，以為非如是不得為共和，而不知所引之例實際適當其反。美之初元，固行地方分權矣，然南北分馳，政令不一，深貽國民以痛苦。及南北戰爭起，雖以解放黑奴為號召，而實行統一乃其結果也。」（同上） 對於中國不宜採行聯邦制以及聯邦制與美國之富強，孫先生曾作進一步說明：「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而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造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分開來。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現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民權主義》第四講） 孫先生並積極提出其均權制：「權之分配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為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為對象。」「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紛歧，此權之宜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同註一一）均權制度之名稱及內容至民十三年他予以最後確定，如《建國大綱》第十七條之規定：「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由國民黨、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以及社會賢達等於一九四六年所制定之《中華民國憲法》即係採取均權制，並將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事項均予一一列舉，至於未列舉之剩餘權，仍依事務之性質，以認定其歸屬。遇有權限爭議時，由「大法官會議」解釋之。 回首二十世紀初期，軍閥割據，國家分裂，大軍閥約武力統一中國，小軍閥則要武裝維持割據，其時，乃有「聯省自治」即聯邦制之提出，除陳炯明等軍閥積極鼓吹外，西化派人物胡適也曾說：「中國太大了，不適於單一制的政治組織」，因而也贊成「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註一二） 國民黨自始即倡導均權式的單一制，並主張以武力掃蕩軍閥，統一全國，因而有北伐之役。但它於二戰後未能抱持民族主義，團結全民，從事和平建國，在內戰中失去政權。其後，國民黨在內戰中自大陸敗退至台灣，兩蔣時代結束，分裂主義抬頭，統獨問題日益嚴重，國民黨失去政權，人窮志短，在二００一年召開第十六次全體黨代表大會前夕，連戰主席擬放棄國民黨所繼承之大一統歷史傳統（均權主義的單一制），而將「邦聯制」寫入黨綱，作為兩岸統一之模式，但未獲黨員民調多數同意，此議遂寢。至於國民黨大老陶百川及少壯周陽山等人所倡議的「台灣優先」與「中華國協」，其主張較邦聯制尤不符合中國歷史傳統之發展，離題太遠，應者寥寥。 至於中共，原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俄化（馬列）主義的政黨，忽視中國民族主義之迫切要求，反而相信列寧的民族自決論，並模仿蘇維埃聯邦體制。因此，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通過黨綱，主張「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的關係由各該地民族自決。」（註一三）中共於一九三一年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註一四）這是中共第一次以根本法形式承認國內少數民族之自決權。自是以後，中共一再申明此一主張。但至一九四七年五月內蒙古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後，中共即放棄此一少數民族自決之主張。 關於聯邦制，中共自一九二二年「二大」至抗日戰爭結束，曾多次提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或「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主張（編按：為什麼所謂海外民運與中共如此相像？）。二大〈宣言〉主張：「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註一五）此後中共曾再三申明建立聯邦共和國的主張。一九四五年《黨章》仍明確規定，中共「目前階段的任務是」「為建立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但至一九四九年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之《共同綱領》則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以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和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編按：它已經掌權了，並且是創建了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不需要、也沒有可能再以鼓吹聯邦制或邦聯制來分裂由它統治的國家了！至於民族自治，則純屬假話一句）
四、地方／民族分離主義與聯邦主義一、台獨分離主義：民進黨自建黨開始，在本質上即是一主張台灣獨立、地方分離主義的政治組織，並具有法西斯氣質。因此，傾向自由主義、並有民族愛國天良的重量級人物如費希平、朱高正、許信良、施明德、陳文茜等，均先後脫黨。該黨「台獨黨綱」聲稱「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該黨主席陳水扁於去年八月三日提出「一邊一國」論，聲言「只有2300萬偉大的台灣人民，才有權利對台灣的前途、台灣的命運和現狀來做決定」，並呼籲「認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前研一所著《中華聯邦》出版後第三天（本年一月十八日），陳即主動聲明：「中華聯邦」比「一國兩制」更糟糕，不可能為台灣人所接受。二００五年的台灣還是台灣；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2300萬台灣人民才是台灣這個偉大國家的主人，台灣前途只有台灣2300台灣人民有權作選擇及決定；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不是人家的一部分、人家的地方行省，更不是人家的特別行政區。台獨「教父」彭明敏曾向國際新聞界宣稱，即使大陸實行民主，台灣仍要獨立。葉菊蘭說，台灣與中國分離獨立，不需要聯邦或邦聯。 民進黨執政後，用盡心機「去中國化」，進行台獨，倒行逆施，經濟衰退，社會沈淪，人民痛苦指數日增；但在立法院改選中，它卻有所斬獲，這說明台灣分離主義是一種訴諸鄉土情感的族群主義，台獨人士並虛構「台灣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民進黨以民主為名，實為台獨黨，其目的在建立台灣國，不會滿意於聯邦制；他們甚至走向殖民地化（例如要廢除中國語文、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成為美日反華基地，挑戰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 二、藏獨分離主義：西藏問題之本質是民族和國際問題，以前是漢藏兩族之間的衝突與和解，晚近則是中英藏、中印藏、以及中美藏各民族之間的利益爭奪。而西藏問題之最大癥結在於藏人之「大西藏」觀念及其藏獨主張。藏人之所謂「大西藏」包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西部、雲南省西北部和甘肅省南部，即「所有的藏人居住區」，西藏「流亡政府」公佈此區為二五０萬平方公里，比西藏自治區大一倍。達賴近年雖言不尋求完全獨立，但自他所提出的「和平計畫」及其中「大西藏」定義，實際是荒謬的藏獨主張：（一）「把整個西藏（按即大西藏）轉化成為一個和平地區」。所謂「和平地區」即中國自此區撤除軍隊和軍事設施。（二）「中國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此在否定「大西藏」是中國領土，中國人不能移居該區。（三）「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武及貯存核廢料」。此亦是否定西藏是中國領土。（四）「對西藏未來地位進行會談」。此是「西藏地位未定論」。 回顧歷史，清末民初英帝國主義自殖民地印度侵略西藏。印度獨立後，自被殖民者變為擴張主義者，繼承英帝侵略西藏，因而有一九六二年中印之戰。印度戰敗後，數十年來，大力支援藏獨，並整軍經武，準備和中國再戰。同時，英國退出印度後，美國接手英國繼續支持藏獨。總之，西藏問題是一個族際和國際問題。 三、疆獨分離主義：唐代西突厥族遭漢族掃蕩後，部分西移為今土耳其人，部分殘留新疆，即今維吾爾族。疆獨主要成員為維族，是故他們自稱「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東土」）。新疆古稱西域，自古即為諸民族爭奪之戰略交通要地。漢唐時代，漢族與匈奴、突厥等爭控天山南北，晚近俄、英帝國均曾染指。一九三三年，英帝曾在南疆利用維族野心分子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但不久即被馬仲英部破滅。一九四四年，俄帝在伊寧製造另一「東土」傀儡組織，亦曇花一現而已。南北疆「東土」殘餘分子流亡國外，繼續其分離主義活動。 四、蒙獨分離主義：南宋亡於蒙古，漢族因人口眾多與文化優勢而能復國。惟大部分蒙古人仍回塞外，分韃靼、瓦剌兩部，與明朝始終相對峙。滿人採聯蒙制漢政策，滿蒙一家。民國成立，五族共和，蒙人自是中華民族成員，蒙古亦自是中國之一部分。惟帝俄及蘇帝相繼從事蒙古分離運動。一九四五年，國府屈服於蘇、美壓力，並以換取蘇聯不支持中共，而允許外蒙古公投獨立。中共上台後，立即承認外蒙為主權國，國府後悔不承認外蒙之獨立，但於事無補。一九六一年，外蒙進入聯合國。國共兩黨「聯手」斷送外蒙古，而內蒙古亦發生獨立分離或與外蒙統一運動。
五、結 論自以上各節觀之，可以明瞭諸歷史學者之論旨：「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鬥爭史」（郭廷以），「中國史者，即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相融合為一個中華民族之歷史也」（繆鳳林），「世界歷史大體上是民族鬥爭史。過去是遊牧民族、農耕民族、海洋民族相互鬥爭的歷史。至於近世，工業起來，農業國無例外的為工業國所徵服」（胡秋原）。 鄭成功於一六六一年驅逐荷人，第一次光復台灣。一八八六年，台灣成為中國一省。中國血戰八年，戰勝日寇，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光復台灣。因為台灣是中國之東南門戶，亦西太平洋國際戰略要地。 西藏即唐代吐蕃，吐蕃興起後，即於西元六三八年舉兵二十萬攻唐。唐派兵五萬擊退之。中共建政後，英帝訓練藏軍十餘萬對抗新中央政府，中共派軍四萬於一九五０年擊潰藏軍，進駐拉薩，以保衛此中國西南後院。 加晚清英侵略西藏，清政府派兵保護，民國有蒙藏委員會，關係甚洽。 自漢代斷匈奴右臂，經營西域以來，新疆一直是中國西北之國防要地。清末左宗棠率軍入新，先平回亂，繼驅俄軍，並呈請朝廷建省，謂「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 台灣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法統之爭，是中國內政問題。台獨運動是叛國行為，國民黨不能制止叛亂，並被台獨擊敗；但台獨取得政權後，不敢取消國號，不敢冒民族之大不韙，只以中華民國之名，行台獨之實。西方支持台獨是干涉中國內政。 至於藏獨、疆獨和蒙獨，乃歷史老問題，即漢藏、漢回、漢蒙之間的民族衝突與融合問題，由來已久。大前研一雖是經營大師，經濟學者，但）歷史是民族鬥爭史，大前研一當然更難明白僅憑經濟不能解決兩岸問題，更不能解決民族問題。至於老、新西化派，崇洋媚外，美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美國採行聯邦制，中國當然要向其學習。他們不知道聯邦制政治設計亦不能解決民族問題。西化派反傳統（包括大一統傳統），鄙視中國文化，抱持民族歷史虛無主義，又不懂政治科學和歷史哲學，不知聯邦制乃是使中國走上四分五裂之第一步；即或知之，由於他們反民族（統一）主義，亦不惜中國四分五裂，所以熱衷聯邦制，乃至邦聯制。
聯邦制或聯邦主義乃是一種地方的、民族的分離主義，至少是分離主義之初級階段，不僅不能解決兩岸和邊疆問題，而且治絲益棼，將使中國陷於混亂狀態，是開歷史倒車，回到春秋戰國時代，不是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向前發展之道，不合於中國民族之需要。大前研一之預測勢必落空，西化派民運人士之聯邦／邦聯構想更是反傳統的幻想。 註一：大前研一於去年底出版該書原英文版《The Emergence of theUnited States of Chunghwa》，此書是大前繼去年出版《China Impact》與《The China Shift》之總結篇。 註二：大前研一，〈為什麼說二００五年兩岸統一？〉《多維時報》，二００三年，二月二日至八日。 註三：信懷南，〈大前研一的預言〉，《世界週刊》，二００三年二月九日。 註四：《開放雜誌》，一九九四年三月，頁二八至三五。 註五：《世界日報》（紐約），二００三年二月二十日。 註六：黃仁宇，《新時代的歷史觀》，商務，一九九八年，頁八至十二。 註七：胡秋原，《史學方法之要點》，學術出版社，一九七０，頁四七至四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