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論戰之二﹕

辛灝年其人其書

前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會會長      李 雲 漢

轉自《近代中國》2003年7月號

　　2001年6月17日，是美國的父親節（Father's Day）。前一天晚上，女兒接我夫婦去一家中國人開設的「帝國」自助餐廳（Empire Buffet）吃飯，同時受邀前來參加者有女兒女婿的同事好友王又新、陳莉明夫婦和鄭偉全家，共有四對夫婦，共五個半大不小的男孩。是好友餐敘，也是為我們提前賀節。飯後，陳莉明交給我一本書，書名是《誰是新中國》。她說「這冊書先送你看看。著作人曾聽說你主持過國民黨的黨史會，很想有機會和你見面談談」。凡是談論中國現代歷史的新書，我都喜歡閱讀。因此很高興把這冊書帶回家看，至於是否見面，那是以後再考慮的事，先瞭解書的內容為宜。

　　我的習慣：閱讀一冊書，先從瞭解著者的學術背景開始。這冊《誰是新中國》的著者，是辛灝年(Xin, Haonian)，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讀過書內的「作者簡介」和「後記」，才曉得「辛灝年」是筆名，著者的原名是高爾品，他的簡歷是：

　　辛灝年，原名高爾品。中國安徽巢縣人，1947年生，11月2日生於南京。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大陸知名的作家和學者。「六四」之後，曾數次上街遊行，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並憤而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嗣後，曾兩度應邀赴北美講授「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文學」。1994年春，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同年底，應臺灣《聯合報系》的邀請，赴台作訪問研究。1995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擔任訪問學者，翌年２月被哥大聘為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1997年後擔任哥大訪問學者。辛氏曾於中國大陸出版十餘部文學歷史著作，具有廣泛影響。1994年來北美後已發表中國現代史專論20篇，並應邀在美、加十幾所大學和各地僑界講演「中國現代史反思」系列50場，次次引起震動。

　　辛灝年這冊書，有一位美國學者和兩位中國學者寫過「序」。美國學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他開頭即說：「這本書展現了一個人獨自探索歷史真相的成果」，認為著者的思想已得到「熱烈的反響和接納」。兩位中國學者，一位是謝功果，他認為辛灝年「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這本書「是理的彙聚」，也是「情的凝結」；另一位是鄭義，推崇辛著「是一部傑出的歷史著作」，不但建構了「民主革命史」的體系，而且使「歷史事實」得到「再發現」，並認為「本書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論年齡，辛灝年足足比我小了20歲。他是在抗戰勝利後第三年（民國36年，1947年）出生的人，受的是中共統治下的教育，與我一直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教育與政治制度下成長、工作，並親歷「九一八事變」之後的６年國難，８年對日抗戰，４年國共內戰，50年臺灣建設與趨向沒落的背景，完全不同。我以一個背景完全不同，卻都同樣關懷並投注於中國現代史的「老者」身份，來閱讀並評價辛灝年這冊《誰是新中國》，確有不少異乎尋常的發現與感慨。

　　書名《誰是新中國》，著者說「為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建議」，這說明《誰是新中國》這個問題，是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共同關注、共同探索，也有相當程度之共同認識的中心問題。問題的核心是：「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著者的答案是：「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第348頁）。在自序「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著者特別指明他所視為「新中國」的中華民國，是孫中山與蔣介石兩位先生先後創建與捍衛的中華民國，而非假藉中華民國名號進行毀滅中華民國陰謀的「中華民國」。著者於卷首特別聲明：

　　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歷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曾艱難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即有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繼承者們所開創、所捍衛、所建設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卻要拋棄中華民國的國統；承繼了中華民國國統，卻又要背離整個中國；掛著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卻要菲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詆毀中國國民黨的民主性質，歪曲中華民國建國的艱辛歷程，否定曾在艱難時代為臺灣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歷史基礎的蔣介石先生——即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臺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

　　著者寫這段話時間是1998年11月，他的書出版於1999年6月。出版後不到一年——2000年5月，他所擔心的情境在臺灣出現了——中華民國國號已被盜用，而中國國民黨則於選戰敗北後欲振乏力，著者看到此種情形，悲憤之情恐難自己！

　　內容上和結構上，《誰是新中國》包含四部分；一為導論，含兩章，陳論世界各國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歷程及趨勢。二為上卷，主題為「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含８章，佔307頁的篇幅，析論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起源、發展、成功的條件，中國國民黨捍衛、建設中華民國過程中的困難與成就，凸顯孫中山和蔣介石兩位領導人的歷史地位與貢獻。三為下卷，含７章，佔276頁，主題為「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以批判筆法，析論中共的建立，對中國民主革命參加、破壞和背叛經過，假抗日以圖存擴張，發動內戰「打江山」，終於在中國大陸復辟了專制制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毛澤東。四為總結，謹佔３頁又半，主題為「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和民主與專制的三大較量」，其對中國前途的論斷是：「中國的統一，前題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制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著者認同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定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上卷，第１章），其歷史意義在於「創立了真正的新中國——中華民國」（91頁）。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長流中，居於「分水嶺」的明顯地位，他說：

　　由於辛亥革命劃清了新舊中國的鮮明歷史界限，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成為中國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分水嶺」。但是，近50年來，因毛澤東的旨意，和毛氏所發明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荒唐理論，中共史學界也就不得不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強行劃定在爆發了五四運動的1919年。……今天，當我們在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中，已經能夠明白毛氏這一劃分的「用心」時，重新將光輝的1911年，即偉大辛亥革命爆發勝利的年頭，當作我國現代歷史的起點，就不僅是在學術上對於歷史的一個澄清。而且關係到我們對祖國前途的歷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上卷頁95）。

　　否定毛澤東的一些欽定教條，大陸學者中非只辛灝年一人，但態度之堅決及言詞之銳利，應以辛氏為首選。他在「後記」中透露：他在海外使用的筆名辛灝年，係「取『辛亥年』之諧音」（６７１頁），其對辛亥革命竭誠肯定的熱情，可以想見。一個一直在中共統治下成長的文學家兼史學研究者，有全面的、直截了當的，絲毫沒有保留的向中共一向所堅持的史觀挑戰，絕對是一位勇者的表現，也是經過多年對歷史反思所獲致的結論：拆穿騙局，回歸歷史的真實面。

　　著者對孫中山、蔣介石兩位先生，有由衷的推崇。他在《誰是新中國》的首頁，表明此書之撰著，是要獻給兩大群體和兩位偉人。兩大群體，一是「半個世紀以來，用智慧與痛苦、鮮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書主題的——中國大陸人民」；一是「一百年來為推進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而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所有先賢和先烈們」。兩位偉人則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共和制度的創建者，現代中國的開拓者，和中國民主進程的歷史領袖——孫中山先生」。和「領導了北伐，統一過中國，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奠定了臺灣民主繁華基石的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

　　對孫中山先生的推崇，史實俱在，不會有太多的爭論，稱頌蔣介石先生為民族英雄，在大陸學者有關著作卻不多見。著者在本書上卷共八章中，以整整五章的篇幅來論述蔣氏的歷史功勳，而於第六章附文〈民族英雄——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西安事變〉首段，即以抗戰勝利一事舉出了「為什麼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的四項理由（２８７至２８９頁），大意是：

　　——宋之岳飛、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都是反抗外敵侵略的人物，然未能挽救亡國之禍，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使國家免於危亡，且贏得光榮勝利。岳、文、史諸人均被稱為民族英雄，蔣「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亡了國，蘇俄雖未亡，但「其淪陷的土地即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戴高樂等人都能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蕩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誇之」？

　　——蔣介石先生在抗戰中的實際指揮、建設及「持久戰」大戰略等作為，「就更能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若與「一心只要『日蔣火拼』，心心念念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毛都能成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作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著者自承於本書上卷中為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作「辨析和辯護」（作者自序），但對孫中山、蔣介石兩先生和中國國民黨也有若干批評。他批評孫中山於決定及推行「聯俄容共」政策時「出現了嚴重的失誤」（１５５頁），失誤之一，是孫先生「在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甚了了」。至於「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歷史錯失」，著者亦毫不隱晦的指出「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思想陣地先敗」、「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反被指為獨裁」、「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困惑黨人民心」，「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等大端（３１１至３２２頁）。對中國國民黨，著者著眼於中共的指稱國民黨為「反動」；他從歷史上看到中國國民黨一百年來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帝制，創造共和；二是「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三是領導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四是在內憂外患長期交相煎迫之下建立了憲政體制，「頒佈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五是長期堅持反共以維護中華民國，數度獲得成功，最後卻慘遭失敗；六是在臺灣實施民主憲政，堅持中華民國法統與國統，從而將臺灣建設成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民主繁榮境界（３４９頁）。他的結論是：

　　一個政黨，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確而成功，一件失敗但並非罪行，那麼，這個政黨還是反動的嗎？還是一定要打倒的嗎？（３４９頁）

　　儘管著者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有著比較完整的瞭解，但關於引用的歷史文獻和原始史料不足，本書上卷也出現了一些錯誤。舉例言之：

　　——把同盟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中的後二詞，次序顛倒了，寫成「平均地權，創立民國」（８２頁）。

　　——把１９０６年的萍（鄉）瀏（陽）醴（陵）之役，誤作為「萍、瀏、豐起義」（８８頁）。

　　——將革命先烈禹之謨寫成「禹之模」，陳可鈞寫成「陳可君」（８９頁），又列有「劉神終」一名，未知何所依據！

　　——廖仲愷，寫成廖仲凱（１５９頁），雖一字之差，然亦不可疏忽。

　　——著者提到：「國民黨『一大』所選的２５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１１名（一名候補）」（１５７頁）。錯了，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共２４人，其中中共黨員僅３人：譚平山、李守常（大釗）、於樹德。候補中央執行委員１７人，有７人為中共黨員：沈定一（玄廬）、林祖涵（伯渠）、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

　　本書下卷，論述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著者不同於一般中共革命的作者，他不以中共的建立與發展為主軸，而系以中國民主革命為主軸，而以中華民國為主題，來評論中共的「叛國」陰謀與行動，且看其全卷七章的標題：

　　一、中共參加、破壞和背叛中國民主革命

　　二、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三、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 上

　　四、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 下

　　五、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六、中國共產黨全面復辟專制制度

　　七、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著者是在抗戰勝利後出生，完全接受中共教育的陶冶，對中共在大陸建政後的作為有直接的體驗，但對中共早期活動的理解，則系由於後來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與反思。文字上，他指責中共為叛、為偽，所敘述的史事則有所依據，絕大部分都合於事實。他在上卷中即批判過馬克思（Karl Marx）「剩餘價值觀錯誤」（４６頁）及「對資本主義認識錯誤」（４８頁）；也談論過：何謂「國共合作」「何謂新三民主義」（１６５至１６９頁）。他認為中共聲言曾有兩次「國共合作」—— 一是１９２４年之參加國民黨，一是１９３７年之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參加抗戰，著者則認為兩者都不是「合作」而是：

　　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與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與虛假歸順（１６５頁）。

　　總之，在著者心目中，中共的專制統治，是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的「逆流」（自序）。鄭義的序文中，則點名著者的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中華民國歷史上一段專制復辟時期」。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向是民主，「專制復辟」必將「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終地土崩瓦解」。（８頁）他也曾善意的提醒中國國民黨人：「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大陸，而不是在臺灣」（３４９頁）

　　讀過辛灝年這冊近７００頁的《誰是新中國》之後，確有不少感慨。這樣強烈認同中華民國國統法統和中國國民黨的著作，不來自臺灣，而出自中共統治下大陸青年學人之手，能不令中國國民黨人於欣慰中感到愧怍而深刻的反省！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１日於北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