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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新中國》 的 社會政治 影響
之一﹕
王炳章 給中國大陸同胞的一封信
孫文（孫中山）於公元一九一一年在中國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孫文和早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民主的共和國，她永垂史冊，世界公認。 今天，我們大家達成共識，在中國大陸推翻中共之後，新的民主政府叫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也是中華民國之後，中國大陸就回到了民主憲政的時代，已經實現民主憲政的臺灣，獨立的要求很容易就說服了，大家自然回到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我們在推翻中共之後，重新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有利而無弊。 目前，我們正在中國大陸內部策劃和組織力量，發動中國大陸內部民眾起義。很快我們將宣佈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我們將和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一同努力，重建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出生於中國大陸的同胞們，只要你們目前還沒有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和其他外國國籍，只要你們在不久的將來願意公開承認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中華民國政府，你們將成為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的最光榮的公民。在中國大陸推翻中共之前，你們將有資格向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申請取得一切中華民國公民的權利（有部分限制，例如已經取得外國永久居留身份或難民身份者例外）。 請您在下面的表格簽字。中國的民主未來一定要實現，中國的民主未來很快就要實現，讓我們共同來努力奮鬥。 王炳章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十日 （2001年10月10日） （轉自《營救王炳章》論壇原為機密文件，現予公開，2003年4月5日上網）
中華新同盟會（大陸）新世紀文告元旦的鐘聲已經敲響，隨著這鐘聲人類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世紀裏，人類經歷了兩次大戰的苦難，世界目睹了從蘇聯、中共國到紅色高棉上演的共產主義悲劇和鬧劇。東西方長達幾十年的冷戰，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把毀滅性戰爭的陰影懸掛在世界人民的頭上。然而，在世紀末的二十多年裏，世界範圍裏興起了民主大潮第三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葡萄牙、印尼、蘇聯、韓國、東歐各國、南美大部分國家等幾十個專制、獨裁和威權政權，在第三波裏像多米諾骨牌似的紛紛倒塌。第三波同時也宣告了共產主義的失敗。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把世界帶入了新的紀元。 中國曾經在民主浪潮的第一長波裏趕上了末班車。十九世紀末，中國百年第一偉人孫中山先生創造了集東西方智慧於一爐的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為旗幟的中國同盟會，在二十世紀初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中國幾千年帝皇專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可惜，中華民國多災多難，先有袁世凱稱帝，後又有張勳復辟，接著又有北洋軍閥的混戰，孫中山不得不發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革命。可是，當孫中山離開世界的時候，中國的民主革命大業仍然沒有完成，他很痛心地留下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孫中山的繼承者們取得了北伐的勝利，民主制度在全國建立已成為可能，但是緊接著的內亂和外患打碎了中國人的民主夢。這個內亂，主要就是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這個外患就是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共產革命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孫中山在「孫越宣言」第一條明確無誤地宣告：「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宣言中也明確指出：「對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 然而，蘇聯背信棄義。中國的共產革命，在蘇聯的指揮、支持下，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曆史條件下，得以苟延殘喘，最後用暴力把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臺灣，並且在大陸用馬列主義建立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使中國形成了五十年的國家分裂局面。 鑑於日本入侵造成的危難，鑑於共產黨的武裝叛亂，同時也鑑於孫中山先生繼承者們自身的局限和錯失，他開創的中國民主革命事業在中國大陸遭到了完全的失敗。中共一直把它武裝奪權建立的中共國稱之為新中國，可是這個所謂的新中國實際上是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封建極權國家，其極權專制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它甚至對每一個人的思想言論都實行了專制。毫無疑問，中共推翻的不是專制皇朝，而是推翻了專制王朝才建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取而代之的乃是以人民和共產革命的名義復辟了的封建專制體制，因此它根本就不是新中國。 對中國人而言，二十世紀是民主革命興起而又遭遇挫折和失敗的世紀，也是共產主義革命興起和苟延殘喘的世紀，更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作殊死搏鬥的世紀。今天，在這新舊世紀交替的時刻，我們已經可以肯定地說，整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孫中山的立場是正確的，共產主義是中國的禍水，它是一個殘害中國人民、使億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主義。 事實上，共產黨早已成了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屍，它早就拋棄了馬列主義，現在保留下來的那麼丁點共產術語，也只不過是虛張聲勢、愚弄人民、為其統制權力的合法性、合理性遮羞的破布簾。與此同時，隨著臺灣社會民主實踐的成功，孫中山先生創導的三民主義及其在中國開創的民主革命事業，正在重新新興起，並得到越來越多的海內外華人的認同。面對二十一世紀，追求民主、自由、科學的每一個中華兒女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新世紀裏，我們將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結束共產一黨專政，推進並完成整個中國範圍內的民主革命事業。 今天，中華兒女奮鬥的目標是：驅逐共虜，還我河山，再造共和，振興中華。驅逐共虜、還我河山，是要像當年驅逐韃虜一樣，推翻共產黨從蘇俄引進的紅色王朝，把它們建立起來的暴虐的極權體制徹底砸爛，把那些喝中國人血的共產匪徒從這個世界上統統清除掉，讓國家真正回到人民自己的手中、重建民國。再造共和、振興中華，就是要回歸孫中山鋪設的民主道路，完成民權主義的目標，建立具有四大民權、五權憲法的民主制度，並在此基礎上恢復五千年華夏文明傳統，復興祖先留下的中華文化，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科學、社會生活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振興中華，絕對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需要宣傳、需要行動。今天辛灝年先生的巨著「誰是新中國」，不但給迷失了方向的中華兒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為那些有志於投身民主革命的志士武裝了思想，等待著中華兒女的是團結奮鬥合力推翻共產極權暴政，完成國人的百年夙願。 華人同胞們，海外僑胞，華夏子孫歷來都有赤心報國的優良傳統，大家起來，向共產極權暴政宣戰，還我河山，走向共和的偉大歷史目標，一定能夠得到最後的成功。
驅除西洋馬列、恢復中華民國一、「恢復中華」口號在技術層面上的價值在同中共進行的政治鬥爭中，「恢復中華民國」這個口號在技術層面上的價值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共產黨肆無忌憚地利用民族主義愚弄中共國人時，使用這一口號不但可以揭露中共假民族主義的虛偽本質，而且可以制中共於非常被動的地位。近十多年來，中共大打民族主義牌，玩所謂「愛國主義遊戲」，個中的秘訣就是要把「異端」、「外種」的標簽硬貼在反對它的對手身上。抗共民主運動如果能洞查這一陰謀，就應該毅然接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旗，把「異端」、「外種」的標簽歸還給吃俄國人奶水長大、而後又利用日本侵華發跡的中共黨匪。一旦，民主運動對共產賣國「畫像」成功，就等於先贏了一大半，往下的文章就好做多了，盡力痛打就是了，而且願意出手幫著鋤奸的人有的是。中華民族有著比任何民族更加悠久的鋤奸傳統，中國人的鋤奸意識歷來高於禦寇，孫中山當年開中華民國之先河，就是看準了這一形勢，並大力推動此一「畫像」活動，終於最終取得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偉大勝利，堪稱是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典範。 誰都知道，那時的國民革命者，完全是從外國（主要是從西洋列強各國）的制度得到啟發、進而尋求救國真理的。他們不僅學習西方制度，而且還從西方朋友那裏獲得資助，甚至遇到危險時還托庇於列強的保護。孫中山當年在倫敦從事革命活動，清駐英使館曾將他秘密逮捕，就是因為有英國人的幫助和英國政府的積極介入，清政府才不得不老老實放人。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這些國民革命者無疑是「投靠」洋人的走狗，他們的外異性有如禿子頭上的蒼蠅，想都不用想。清政府當年要是有中共今天這樣巨大的宣傳能力，他們完全可以說：「林則徐遺恨綿綿，關天培屍骨未寒，革命黨就喪心病狂地去同不列顛外賊勾搭成奸，地地道道是十惡不赦的賣國逆賊。」那樣的話，孫先生當年在大清國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會比今日海外某些人好到哪裡去了，國民革命也會因此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正統資源，此種民眾認識上的劣勢如果不能扭轉，則革命成功的機會是很微小的。 可以設想，如果當年武昌起義者們不講革命藝術，實實在在地喊出「實行民主，振興中華！」或「師法西洋，改造中華！」之類的口號，那就非砸鍋不可，那十次辛亥革命十一次都會失敗。然而革命黨人頭腦很清楚，他們比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聰明，他們喊出了對清廷最具有殺傷力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鬼才相信國民革命者真的想「反清復明」，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一句口號卻實實在在地把外異性的標簽牢牢地貼到了滿清朝廷身上：三百年前你們是洋人！我們才是中華正統。 外種滾蛋，正統回歸！對於一個具有數千年傳統的古國來說，還有什麼比回歸正統更崇高更神聖的事業呢？「恢復中華」的口號一出，國民革命者立即在道義上取得了優勢，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一下子就壁壘分明了，民主運動只要證明我是漢人、你是滿人，誰都會立即明白，是韃子就是異類，就應該被推翻、被驅逐，用不著再多費口舌。當年的國民革命者就是這樣不失時機地發揚了自身的優勢，輕而易舉地給自己的事業打上了無可爭議的正統烙印，從而在一開始就「贏定了」。
二、「愛國主義遊戲」並非共產黨的專利其實，「愛國主義遊戲」的秘訣人人都懂，只要設法把對手套牢，任何人都會使盡渾身解數去尋找對手的外異性。這裏必須特別指出，「愛國主義遊戲」並不是共產黨的獨家專利；也就是說，外異性乃是「不分貴賤一碗酒、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東西，誰都套得上，誰也甩不掉，真可謂是愛國不分君賊、捉姦不分你我。在此，我們不妨簡單地回顧一下本世紀的中華「愛國遊戲史」，由此也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非專利」特點。 比如張作霖，現時的人提起他，總覺得有親日漢奸味，殊不知人家張大帥也有很地道很上乘的愛國表現：一九二七年，當北伐軍步步逼近中原時，他老人家斷然下令出兵蘇聯駐華使館區，將藏匿在帝國中東鐵路大樓內的共產頭目李大釗抓獲，並從重從快地審判、處決了李。張作霖的這一鋤奸行動，毫無例外地博得了民眾的擁戴，一時間張大帥英勇捍衛國家主權的形象十分高大，而李大釗卻暴露了他投靠俄共、挾蘇自重的漢奸嘴臉。儘管黨匪一直供李大釗為烈士，但它們至今不敢將李當時被殺的細節曉諭年青一代。 中共國成立，愛國主義遊戲依然不改舊規。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在廬山向毛澤東提了點「意見」，竟然使毛頭痛得「吃了三次安眠藥還是困不著覺」。細究起來，概因彭德懷舉起了一面共產黨喊得爛熟卻從不打算執行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彭德懷鐵心要來一次「為民請命」，他想借道義上的優勢迫使黨匪大頭目改弦更張，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然，從毛這一方面來看，彭德懷惡毒之極，他在這場爭鬥中抽盡了道義資源，沒給毛留下任何高尚的藉口：要麼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堂皇承諾，要麼把「為民請命」的人給宰了。在當時，毛澤東要想解決彭德懷問題，難度確實很大。於是，毛搬出了愛國主義絕招，大喊一聲：「彭德懷裏通外國」，一下子就把廬山會議上支持彭的人給鎮住了，彭德懷再怎麼喊冤枉也無濟於事。接著成立的彭德懷專案小組，也就只能在毛預先設定的「愛國」框子裏盡全力去證實領袖「英明」的洞察力了，查清彭賊叛國「事實」、徹底打倒紅朝「海瑞」的政治任務豈有不取得「最後勝利」之理。 後來，毛摧毀劉少奇司令部也是用的同一戰術，戚本禹寫了一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作為攻劉檄文，很快就把同毛平起平坐的國家主席搬掉了。共產黨再往下的路線鬥爭就更戲劇化了，林彪掙扎了幾個回合後竟死在外國領土上，這是絕對的叛國投敵，說什麼也洗不掉當漢奸的罪名。再過幾年，到清除四人幫時，華國鋒也毫不客氣地把「崇洋媚外」、「裏通外國」的屎盆子扣到了江青頭上，因為這位毛「愛人」喜歡服進口藥、看好來塢電影，而且又專門讓美國女記者寫了本「紅都女皇」史。接下去，英明領袖華國鋒也中箭落馬了，罪名則是驚人地相似。據說，他想進口大量的外國設備來發展中共國經濟，這就觸犯了「洋罪」，按當時的說法叫搞「洋躍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必須搬掉借用帝國主義力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黨主席，讓反對搞「洋躍進」的鄧總設計師來掌權。蒼天有眼，經歷過二十年「改革開放」的每一個中共國人都可以作證，將華國鋒與鄧總設計師兩相對照，究竟是誰搞了「洋躍進」？ 講到這裏，任何思維正常的人都能看出點兒名堂來了：這「愛國主義遊戲」規則，根本不管你做沒做什麼，也根本不管你將來打算做什麼，而在於你究竟會做還是不會做，在於你究竟能不能把外異性的標簽貼到你的對手身上。中國的反共民主運動，要是明白了「愛國主義遊戲」規則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明白了它的殺傷力極大，而且一直都在有效地運行著，任何人想躲也躲不開，想繞也繞不過，那就只有挽起袖子來挖他共產黨的老底了。
三、以中華正統立場討伐外來異物共產黨從技術層面上來看，民主運動同中共玩「愛國主義遊戲」的勝算非常之大，比起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清廷來說，中共的外異性實在太多、太現成了。滿人入主中原近三百年尚且洗不掉洋異氣味，共產黨攫權這才多少年？中共原本就是洋胚洋種由西洋人植入中國的異物，它身上的異端洋夷記號可以一大把一大把地抓：黨旗上、憲法上、軍政體制上、文件上、大小頭目的講話上，乃至中小學的教科書上，到處都是，到處都有。反共民主運動應該理直氣壯地站在中華正統立場上，討伐那個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外來物──共產黨。 首先，應該要求廢除中共國憲法總綱中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條款，因為那是不折不扣推崇洋人的條款。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從先秦諸子、孔孟之道一直到程朱理學，那一派、那一家不是博大精深、上通蒼穹下貫地核的高級學問？到什麼地步上，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請兩個德國和俄國的洋人到中國來瞎摻合，瞎多嘴。以大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為本，我們早可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綽綽有餘（筆者寫到此處渾身上下每個毛孔都充滿民族自豪感）。如果硬是要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中國人知道該怎樣做，根本用不著去看馬列是怎麼說的。總之，絕對沒有在憲法中保持這一堆「洋垃圾」的必要。 其次，應該要求取消學校中所有強制性的馬列主義課程。站在民族立場上問一問，為什麼這些西洋人耍嘴皮子的玩意兒比咱們五千年文化還高、還重要？馬克思讀過「詩經論語」嗎？恩格斯瞭解杜甫李白曹雪芹嗎？列寧曉得什麼叫「仁義禮智信」嗎？斯大林知道「四庫全書」有幾冊嗎？如果沒有，憑什麼說他們的學說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發展呢？ 再有，應該要求取消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制度，這制度完全是從蘇聯照搬來的，是具有共產極權特色的特務監軍制度。查我中華民族五千年軍事史，從來都沒有這等怪異的洋玩意兒。 討伐共產異物，有許多許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有許多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反共民主運動要自覺地站到愛國主義、大中華主義的立場上來，要有一種「襲中華正統、捨我其誰」的氣概，要把維護中華利益的調門提得最高最高，讓共產黨沒法招架，讓它不得不號召全黨起來「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當年，毛土匪為了應付社會輿論指責中共背叛民族利益就曾不遺餘力地提倡過「國際主義」，反對過「狹隘的民族主義」，結果反而使中共黨效力俄國充當漢奸的嘴臉更加暴露了，並因此使它們在政治上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地步。 在此，我們不妨再看看海峽對面現今的國民黨政府，它們在同中共的周旋中之所以處處被動，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國際支持上了，它們打心眼裏不願意同中共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臺灣國府一直都在設法同大陸中共國劃清界限，它們企圖說服國際社會認同兩國分治的現實，卻認識不到這實際上是一種捨本求末的笨法子。國府方面從沒有想過，台海危機的真正原動力來自中南海內的護權要求。邏輯地說，消除台海危機的最佳途徑就是表現出你動搖中共政權根基的能力。然而遺憾的是，臺灣那邊許多人都認不清這一點。 中共政權以什麼為本？只有一個字：「權」。在中共八十年的歷史上，你找不到哪一個歷史事件與權力鬥爭無關。毛澤東說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特別善解毛意的林彪元帥替毛闡述得更加明白：「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中共半個多世紀來的一切行動都以政權為依歸，「江山易變，黨性難移」，什麼領土完整，什麼民族利益，全是籌碼，用得著時加上，用不著時丟開。權，就是全，就是一切。與共產黨打交道，決不能忘記了毛的「教導」，權才是它的命根子，抓住了這個要害，你就一通百通，一切疑難都會迎刃而解。 反共民主運動千萬不要客氣，要抓住機會充分利用中共的「嗜權如命」特性！你絕對不會失望的。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政治勢力，只要你有能力在權力得失問題上讓共產黨有所感覺、有所牽連、有所顧忌的話，中共就會以非常友好、非常誠懇的態度與你協商，甚至贊同你的一切做法，哪怕是在此之前共產黨曾經多麼堅決、多麼自信地宣稱你是壞蛋、是匪幫、是殘渣餘孽、是妖魔鬼怪，那也沒有關係，它遲早是會同你「同流合污」的。說白了，你就是讓中共公開支持臺灣獨立、支持中國的任何一部分獨立，只要能同它的「權」搭上關係，那全不是什麼難事。共產黨就是這麼一個毫無原則的權力怪物，你用不著鼓勵、用不著用繩子去拽，它自己會搶著去幹的，排除萬難也會去幹的。 要知道，歸根到底，我們在這裏談的不是南宋、不是吳三桂、不是滿清、不是張作霖，甚至也不是汪精衛，而是一個敢於領取盧布作為暴動經費、敢於在中國國土上用打砸搶燒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敢於面向全中國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的漢奸政黨。共產黨匪連這樣一條任何人都難於接受的底線都敢跨越，它們還有什麼原則不能拋棄？還有什麼面子不能撕掉？如果當年願意為毛澤東周恩來們撥出經費的不是莫斯科而是東京的話，也許現在中共國某個地方已經建起了「中華大日本共和國」了。朋友，當你想到這一切，然後再聽到中共大小黨官口口聲聲誓言保衛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尊嚴時，你肯定會覺得噁心、覺得滑稽、覺得他們嘴裏吐出來的每一個音符都透著濃濃的西洋馬列餿哈氣。
三、毅然高舉中華義旗、民主終將取得勝利現如今，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一直都在抱怨中共「矮化」了它們嗎？這兒早有現成的、也是很有效的反制措施：中共在國際社會裏「矮化」中華民國，國府就不妨轉移一下戰場，到大陸民眾中去「外化」中共政權，還你一個異端外種的本色。中華民國有天然的權利指稱中共為外賊叛逆，因為中共不只一次地宣誓效忠國民政府，而後又幹起背叛的勾當；毛澤東本人也曾多次表示過對蔣介石的景仰和忠誠，甚至在中共已決定背叛國府時，毛仍於大庭廣眾之中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中共國完全是憑藉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建立起來的，對付共產黨的「統一」牌，國府本來就站在道義的一邊。臺灣方面完全可以說不是我不想統一，你中共才是分裂的始作蛹者，只要共產黨廢棄了西洋馬列邪教，恢復了中華民國法統，兩岸的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必須承認的是，「中華民國」具有天然的正統性，這是歷史已經賦予了的，決不以任何人、任何政黨的意志為轉移。在以中華民國名義外化中共政權方面，不單是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這個能力，而且所有的中共國人、海外華僑、民運人物，只要是願意舉起「中華民國」大旗的，都有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可能因來得非常容易，容易得使你驚喜，使你不敢相信。當然，這首先需要感謝國民黨人，是他們在失去了絕大部分國土之後仍然能夠百折不撓、兢兢業業地實踐三民主義，才終於創造出了經濟發展的奇跡，所以，連中共極權也不得不承認台灣的進步，不得不去尋找所謂「來自大陸的黃金」之類可笑的論據，來掩飾它在輿論宣傳上的尷尬處境。 在這裏，無可掩飾的基本事實是：中華民國原來定下的、以後走過的路子根本就是正確的。早在五十多年前，甚至還要早，中華民國就已經在努力建設市場經濟了，就已經在努力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了。是共產黨的倒行逆施，才把中華民族這個良性建設過程粗暴地阻斷了三十年。最後，共產黨山窮水盡了，中共國民不聊生了，共產黨政府的財政收支入不敷出了，共產政權本身的生存也因此陷入了危機，中共頭目這才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放棄自己作過的孽，偷偷效法起中華民國來了。然而，它們在宣傳上，至今還要打腫臉充胖子，厚顏無恥地把這種「前朝政策」命名為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 其次，我們也應該感謝共產黨近年來的「愛國主義」努力。這一努力，本來是用來鞏固其權力地位的，表面上看好像也確實起到了這方面的作用，但這種努力所產生的副作用，共產黨卻沒有想到，這就是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殺傷力。在中華大地，民族主義正在膨脹、正在發酵，任何政治勢力只要一旦被貼上了「外異」的標簽，那就是注定的輸家，而且會輸得極慘、極慘。如今的共產黨，站在逃到西方的民運分子前面，還人模狗樣地擁有正統地位，但要是站在中華民國面前，這外異性尾巴就藏不住了。中華民國用過外國國旗麼？中華民國「堅持」過外國的什麼「主義」麼？中華民國把洋人條款寫入自己的憲法了麼？中華民國請洋人印製本國貨幣了麼？等等等等，數賣國行徑，共產黨真是樣樣不缺，處處領先。 可以說，不管是誰，臺灣當局也好，民運分子也好，一旦舉起中華民國的大旗，就等於坐上了正統的寶座，就可以痛斥共產黨的叛逆賣國行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中國大陸廢除西洋邪教制度。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上對共產黨說話，再用不著去苦心孤旨地去說明「民主是當今世界之必須」，去劃清「狹隘」民族主義與「正當」民族主義的區別，去界定學習各國先進經驗與崇洋媚外的不同....所有這些全都是費神耗時、艱澀難懂、使不上勁、派不上用場的「新八股」。對於億萬中國民眾來說，反共民主運動只須用最簡潔、最通俗的語言作號召：如今中國大陸上的一切黑亂髒醜全都來自於西洋邪教，馬列主義乃萬惡之源、乃眾邪之首，只有廢了它、除了它，中國才有希望。 應該指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本無須承擔「光復大陸」的義務，大陸的反共人士也無須把自己隸屬於臺灣當局的某個部門。說實在的，大陸人民並不指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回來執政，大陸的問題終究要由大陸人民自己解決。「中華民國在臺灣」，本該提供很多支援，雖然這種支援也完全符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和臺灣人民的利益，但卻不能代替大陸人民完成中國大陸的改造。說到底，中華民國的理念與制度屬於全體中國人民，這是一筆十分寶貴的政治資源。 當前，反共民主運動不可能找到比這更具有正統力量的政治資源。回想十年前，沒有幾個中共國人能提出「走中華民國道路」這樣的主張。那時候，由於中共當局的長達幾十年的封鎖消息和愚民宣傳，「中華民國」在大陸民眾心目中幾乎沒有任何正面形象，以至只要一談到民主運動，一般人就會把它同共產宣傳的「臺灣國民黨特務」掛鉤。然而今天，，隨著中共極權的日益腐敗沒落，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共產暴政的不可改造性，也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移向了海峽對岸，特別是投向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對中華民國的興趣正在受共產愚昧的華人圈中與日俱增。 近年來，海內外湧現出了一批像辛灝年教授這樣的學者，他們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發掘並整理了一大批有價值的共產賣國資料，它強烈地撼動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進一步提高了中華民國從來就具有的道義價值。海內外所有從事反共民主運動運的個人和團體，千萬不要低估這一發展趨勢，千萬不要迷失中國將來發展的基本方向，毅然舉起「驅除西洋馬列，恢復中華民國」的旗幟，必將獲得最大量的政治民心和政治資源，並由此奠定民主在中華大地全面開花的勝利基礎。
我們還有一條更好的路… 《誰是新中國》影響了台灣留學生
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僑學界邀請辛灝年先生赴芝城參加紀念「六四」死難烈士的活動，並邀請他講演。沒想到，講演會還沒有開場，辛先生剛要走進會場，一位非常英俊的年輕人卻迎面攔住了他，問道﹕「您就是辛灝年老師嗎？」 辛先生連忙答應說﹕「我就是。」 這位年輕人立即說﹕「那我能夠請你簽個名嗎？」說著，他已經從自己的書包裏拿出了一本書，原來是一本《誰是新中國》。 辛先生有些奇怪這個操著一口台灣國語的年輕人，怎麼會找到這裏來請他簽名，正要問他是從哪裏得到這本書的，因為台灣不賣這本書，這個年輕人居然已經將書的封面打開，將筆送到了他的跟前，甚至已在含著淚水對他說﹕「辛老師，是你，改變了我一生的道路……」 辛先生十分詫異地抬起臉來看著他，正在書的扉頁上簽字的筆，不覺也停住了。 這時，年輕人仍在含著淚水繼續說道﹕「我是台灣的留學生，剛來美國讀大學不久，無意中，在書店裏發現了您的書，我就站在書店裏看了三個小時，然後我就買下了它……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就在我和我的台灣同學們已經決心走‘台灣獨立’這一條路的時候，你的書改變了我整個的人生道路，使我們發現台灣人還有一條更好的路可以走，就是和你、和大陸的同胞，一起走‘大中華民國的道路’。並且，我還認為，這才是台灣人民最應該走的一條正路，一條大道……所以，這就是我在報紙上發現你今天要來芝加哥講演的消息時，我就決心要趕來見你的原因……」 辛先生十分感動地聽著他的話，在走進會場的時候，眼前不覺浮現起幾年前自己在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講演「誰是新中國」時，那一群來找他「辯論」的台灣留學生們，後來也與他「異途同歸」的歡樂情景，眼前這個留學生對他說的話，實在與他們跟自己分手時說過的話太像了！ 還沒有開講呢，他的心已經覺得有點燙燙的了。 沒有想到，當他講完了「現代中國學生運動之比較」，場上的掌聲經久未息之時，這位台灣留學生又走到了台上，不僅又拿出了他的那本《誰是新中國》，而且還突然抖開了一面偌大的中華民國國旗，那青天百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輝映著這個年輕人的滿眶晶瑩淚水，令人心動心跳。此時，伴隨著他那「我們還有這一條更好的大路可走」的洪亮宣示的，已然是那一陣潮水般的掌聲…… 辛先生的眼睛也濕潤了。從他「自我流放」到美國，雖然在中國大陸留學生請他講演的講堂上，曾因他講演「誰是新中國」，而不止一次地引發過如此激情的掌聲，但是，由一個台灣留學生對《誰是新中國》一書所產生的認同和激情，和由這份在當今臺灣已經罕有的激情所催動起來的，對於中華民國的重新推崇，在他，還真是第一次…… 台灣留學生楊傑倫與大陸學者辛灝年成了「忘年交」。 二零零四年的元旦，這兩個「忘年交」又在紐約相會了。年輕的留學生帶著他的同學和弟弟來看他的辛老師，而他的辛老師，如同在大陸留學生身上所看到的希望一樣，也在台灣新一代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華民國的希望，和全中國必將在孫中山的旗幟下，改變「馬克思像下的中國」，拋棄分裂主義的台獨道路，還我中華，走向中國民主統一的光明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