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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個人的遭遇 （續） 王 友 琴
「右派份子」在文革中遭到更重的迫害 顧文選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書中說的「永不能回到社會」，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後，他不能回到社會上和別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須留在勞改農場。這種情況，當時的專門說法叫作「留場就業」。也就是說，雖然已經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來的地方，不得離開。其他方面，也和普通人不一樣。 文革開始的時候，「反右派」運動已經過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的領導者。1966年,所有大學的中共黨委負責人都被「打倒」，就是在1957年把一大批教授和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也都變成了「敵人」。他們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飽受折磨後自殺身死。但是，他們被「打倒」，絲毫不意味著9年前被他們「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當時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辯護的行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當作「反革命」行為。 在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是「運動」打擊的「牛鬼蛇神」的主要類別之一，連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則被叫做「漏網右派」，都遭到各種殘酷打擊。「地富反壞右」成為一個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漢語詞語。 在１９５７年被送到「勞改農場」去的「右派分子」，文革開始後受到的懲罰也往往升級。復旦大學物理系的李梧齡老師，１９５６年畢業留校任教，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被送到安徽省南部的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１９６５年底解除了「勞動教養」，留在農場。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他又遭到「鬥爭」，並在１９６９年被作為「反革命犯」判刑１２年。直到１９７８年底，他才恢復了自由。他寫有《泣血年華》一書（香港博思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這是現在仍然非常少見的一本「右派分子」出版的關於所受迫害的自傳。這本書真實記錄了他從１９５７年開始的２２年苦難生活，其中包括文革時期。文革前他所受到的虐待就非常嚴重，文革時期所遭受的，又超過了文革之前。 在一篇題為「勞改紀實」的文章裏（收入《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66－141頁），作者夢波，1957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學生，「戴上右派帽子」後，被送到清河農場勞改。他和顧文選的情況類似。他的文章裏，描述了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到勞改農場「造反」，毒打了在那裏被「勞改」的人。緊接著，勞改農場內部也組織了對那裏的「右派份子」的大規模的殘酷毆打。那個夏天在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勞改農場中的暴行和北京城裏不但時間上同步，殘酷程度也類似。 １９５７年被劃的「右派份子」，如果幸運未被送去勞改農場而留在了城裏的單位，文革中至少都進了本單位的「勞改隊」和「牛棚」，受到長期的關押和「鬥爭」。而且，在體力虐待的殘酷方面，遠遠超過了1957年。章乃器是前糧食部長，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1966年8月24日被紅衛兵抓進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側的「吉祥戲院」。那個戲院裏，當時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屍體運出。章乃器在那裏被打成重傷。他沒有被打死，因為他是名人，有民警到那裏把他要了出來。國務院行政機關把他一家從原來的大房子裏趕了出來，另外分配了小的住房。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被抄家和毆打後，到北京頤和園附近青龍橋投河自殺，因水淺未死。後來他失蹤。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殺了。 顧文選逃離勞改農場，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上。如果他不偷越國境，也許不至於被槍斃;但是毫無疑問，他一定會被「鬥爭」，被折磨、毆打、關押和侮辱。他也可能像很多人一樣，在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
橫斷面 III： 顧文選被劃成「右派份子」 劃成「右派分子」是憑什麼？ 顧文選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分子」。 1998年，為紀念北京大學建校100週年，北京大學編輯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書籍，其中篇幅最長也最為正式的，是兩卷本的《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其中有一段關於顧文選的記載，現照錄如下(見該書517頁)： （1957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系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系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 這就是顧文選被劃成「右派分子」的根據。 這段文字中的「三害」是指「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之害」。1957年，毛澤東號召「整風」，要人們批評這「三害」。但是聽從這一指令提出批評者，如顧文選，很快就被說成是「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對「三害」的批評反而成為一種罪過，批評者並且因此受到嚴厲懲罰。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質問校團委關於出席共青團「三大」的代表是怎麼產生的，然後學生開始貼大字報批評別的事情，並且出現了幾個學生社團，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學社」。 這個階段非常短促。一個月之後，6月21日，《人民日報》就宣佈北京大學的「百花學社」是「反動組織」。參加貼大字報的學生遭到全校大會的「批判」，組織也解散。 顧文選的講話出現在這一短促的階段中。北京大學的學生的活動只延續了很短一段時間。除了這個講話，顧文選在那一時期沒有別的更重大的活動。但是由於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定為「右派份子」，並且為之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預定人數比例劃取「右派份子」顧文選在會上「控訴」，發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 但是，實際上，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當時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間傳閱，普通老百姓和中下層幹部卻對此一無所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裏，已經明確提出了要抓「右派」，比例可以達百分之十。 顯然，這個比例將造成數字巨大的受害者。 這篇文章在２０年後，１９７７年才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公開發表。公佈的時候，不但是「右派分子」，連那些在1957年積極參與迫害「右派分子」的一部分共產黨幹部，也已經在文革中間被整得死去活來，成了按比例整人模式的新一輪受害者。 北京大學學生貼大字報鳴放開始於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顧文選發言「控訴」更在６天之後。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北京大學學生響應號召起來「幫助黨整風」的時候，陷阱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右派分子」的 「帽子」和要劃取的比例及人數，就已經制定好了。 如果顧文選不出來「控訴」，那麼別的人，即使說的話沒有顧文選激烈，也會被戴上同樣的「右派分子帽子」，以湊夠人數。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記載，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初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劃成了「右派份子」。在同書的1982年部分（那時「右派分子」回到學校辦理「改正」即恢復名譽）說，北京大學反右派時劃了716個右派份子（890頁）。716個和699個是兩個不同的數位。這顯然是因為前一次統計數少了。 應該注意到，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位大，而且比例高。 關於制定比例抓「右派分子」，除了上引毛澤東５月１５日的文章以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毛澤東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右派只有極少數，像剛才講的北京大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作為印證，還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反右派鬥爭情況的報告》說，「到1957年8月7日止，全市已經發現高校教授右派份子192人，佔教授總數1390人的13。8％。」（轉引自《大逆轉》一書，365頁） 這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作７月９日講話一個月後，８月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劃取的學生和教授中右派分子人數已經超過了這個比例。這可能是毛增加了比例，也可能是下面的幹部積極奉迎上級意圖的結果。 文革後，官方公佈在1957年劃為「右派份子」的人數是50萬，而1957年時毛澤東講話中說的「知識份子」人數是500萬。有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認為實際上「右派份子」人數超過50萬，但是僅僅這個數字，就說明毛澤東把百分之十的「知識份子」劃成了「右派分子」。（這樣計算，是因為工人中間有「右派言論」的人被劃成「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不同的名稱。） 毛澤東後來很得意地將此稱為「陽謀」，也就是說，一種公然玩弄的詭計。在強權壓迫之下，甚至直到文革後，也仍然沒有人能夠發表文章公開質疑這種把上百萬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並且加以嚴厲懲罰的作法，沒有質疑這種 「陽謀」策略，沒有質疑根據比例制定打擊迫害的做法。 這種制定比例和數位來殺人以及進行迫害的做法，並不是毛澤東從１９５７年才開始的。這種做法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經執行。
害人者也成為被害者這段記載中說到的那天譴責和警告了學生的江隆基，是當時的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副校長。北京大學716人成為「右派份子」，應該是江隆基主持決定的。當時各個單位的「右派份子」，都是由各單位的中共黨委或者總支決定，然後報上一級黨委批准。這在1957年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裏寫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這種「一元化」就已經如此嚴重，不是通過司法系統（那個司法系統也是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審理，而是共產黨的各級基層組織有權直接懲罰普通人民，也無須以法律為量刑準則。 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陸平比江隆基更為嚴厲地抓「右派分子」。相比之下，江隆基倒顯得溫和了。1958年2月1日，新的第一書記陸平向全校師生員工作關於「處理右派份子」的報告。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 1966年6月1日晚，由毛澤東命令廣播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攻擊陸平是「黑幫份子」。這張大字報的廣播開始了全國攻擊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陸平也因此在全國變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陸平遭到了長時期的殘酷的「鬥爭」。除了在「鬥爭會」被「鬥爭」之外，他被長期關押，還曾經被用繩子捆住雙手吊起來進行審訊、逼供。 江隆基在蘭州大學，也被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確定為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開始，江隆基遭到學生大字報的攻擊，他被說成有「詆毀毛澤東思想」等等「罪行」。1966年6月17日，江隆基被一些學生從家中揪出，拖到操場。學生用桌子板凳層層相疊，強迫江隆基跪在上面，頭上套了一個十多斤重的鐵籠子。這一天「揪鬥」了７０多人，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第二天又繼續「揪鬥」了１００多人。6月23日，中共甘肅省委作出決定說江隆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同日，在蘭州大學開大會「鬥爭」江隆基，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6月25日上午，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蘭州大學，從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還有６個人被「批鬥」自殺身亡，１４人自殺未死，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1905年生，陝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代初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沒有材料顯示他反對共產黨中央或者反對毛澤東。事實上，他代表共產黨統治大學十多年。因為毛澤東要進一步改變大學，就「打倒」當時所有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學共產黨黨委負責人的共同命運。他在死前遭到那麼殘暴的對待，則部分是當年他也參與過的反對「溫情主義」的結果。他的死，是共產黨人被共產黨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說：「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這顯然是當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學當局的說法。這本《北京大學紀事》沒有記載顧文選講話的具體內容。但是，儘管江隆基和北京大學當局說顧文選「捏造」事實，他們自己顯然都沒有調查過顧文選所說是否真實，因為顧文選和周鐸下午在會上說話，當晚江隆基就提出譴責和警告。當江隆基這樣說的時候，當然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對顧文選所說的事情作過任何調查。也就是說，江隆基知道，顧文選所說的是不是事實，根本不是他需要考慮的。 文革中江隆基遭到攻擊並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時候，他很快就自殺了。這不但是因為他遭受的「鬥爭」太野蠻太殘酷，也因為他不抱希望，不會指望上級最後會調查清楚他的「問題」――他確實並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他早就清楚地知道「運動」是不講道理不講邏輯不講事實的，他自己在北京大學就對７００多個「右派分子」這樣做過了。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1957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這樣的年輕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當時只是由於智力不夠而沒有意識到也不能預測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他人的無情攻擊作為他的人生戰鬥理想和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為作了這場殘酷「革命」中的失敗者和失意者才絕望，還否定了他自己也曾經參與的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 文革後，在非正式的談話中，有人把江隆基這類人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看作他們在早年以同樣方式對待別人的行為的「報應」。這只能當作被害者無處表達冤屈也不能指責害人者時採用的一種說法，而不能當作事實，因為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負責幹部，並沒有遭到類似懲罰。 江隆基在文革開始後遭到粗暴攻擊，也根本不意味著他曾經害過的人得到了伸冤的機會，更不意味著他對別人的迫害被否定，而是在被稱之為「繼續革命」的文革中，被迫害的圈子大大擴大了，於是原來的害人者，很可能轉化為被害者。 江隆基的悲劇，是與顧文選的悲劇相關聯的另一類悲劇。革命的車輪用人血來潤滑。一度在車上領導革命的人，也會被拋下車去碾死。江隆基在這方面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文革中，這樣的人為數甚多。 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顧文選的死之間，仍然有邏輯上的強烈聯繫。是從1957年的迫害出發，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1957年把「一絲絲」的「溫情」都痛加批判之後，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的。也是在那些迫害人的人在1957年後得到提升，才有更多的人充當迫害人的先鋒。在1957年的大學，就為文革準備好了迫害人的思想以及進行迫害的一類人。正因為如此，1966年6月，文革的一切都好像水到渠成那樣開始了。儘管文革如此反文明反傳統，但是文革啟動的時候並沒有遇到阻力和反抗。
周鐸的悲慘遭遇周鐸是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和顧文選一起在「控訴會」上講話的人。筆者雖然沒有能找到認識顧文選的人，但是採訪到多位知道周鐸的人。周鐸的故事也十分悲慘。 周鐸出身於南方鄉村，１９４９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英語。１９５１年，周鐸還沒有畢業，就被調到公安部門當翻譯。因為當時公安部門抓了一批外僑，指控他們是「外國特務」，審訊這些人需要英文翻譯。從清華大學外文系調去了兩個學生，周鐸是其中之一。在公安部門工作的時候，他看到了審訊中打罵和用刑等黑暗現象。 周鐸不喜歡在公安部門作這樣的工作，要求復學以學完大學的課程。但是，清華大學的文理法專業已經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的時候被取消了。他當然不可能回到清華大學外文系，於是在１９５４或１９５５年，到了北京大學西語系繼續讀書。 周鐸曾經私下告訴他的同學和老師，他看不慣公安部門打罵僑民和對他們用刑的做法，所以離開了公安部門。上面提到的西語系的黃繼忠老師聽說了以後，認為國家機關這樣無法無天，是嚴重的問題，請當時的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先生往上反映。馮至先生是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當時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據說馮至先生讓周寫成書面材料。他寫了，後來又在會上講了這些。 ５月２５日的會是在北大辦公樓的禮堂開的。聽的人很多。顧文選和周鐸的講話內容在聽眾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沒有去參加會的人，也聽說了這個會議。 因為和顧文選一起講話，周鐸被劃成「右派分子」中的「極右分子」。對他的處罰是「監督勞動」。他被「監督勞動」四年後，在１９６１年恢復學籍，回到北京大學西語系，和１９５７年入學的學生一起繼續學完功課。１９６２年畢業後沒有分配到工作，在北京大學的工廠勞動。 文革開始後，北京大學在北京最先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他一直在那裏「勞改」。他被強迫縫了一個黑袖套戴在衣服袖子上，上面寫有白字「右派周鐸」。 1968年，周鐸被關進了北京大學的「監改大院」，也叫「黑幫大院」。那是北京大學文革當局建立的校園監獄，位於現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館的位置上。這個監獄關押過２００多人，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所謂「牛棚」之一。在那裏發生了大量殘酷而醜惡的事情。 曾經被關在那裏的一位教授告訴筆者，在「監改大院」裏，周鐸挨打最多。他的褲子上總是沾滿鮮血，非常可憐。看守的紅衛兵經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是最疼的。 在「黑幫大院」裏，看守的紅衛兵學生還常常把周鐸當作尋開心的對象。空閒的時候，就大叫「周鐸，過來。」周鐸走過來後，站著，他們用棍子打他的兩只腳。他們打一棍，周鐸的腳縮一下，他們又打一下，周又縮一下。他們從中取樂。有一次，騾車拉東西。飲騾子的時候，看守的紅衛兵叫周鐸和一個法律系的教授，像騾子一樣套上車拉著車在院子裏來回跑，他們則把這當熱鬧看。 另一位一起被關的教授說，周鐸可能裝瘋賣傻，也可能是真的。那時候通常只給「牛鬼蛇神」吃窩頭，不給吃饅頭，但是有一次有饅頭的時候，周鐸也只吃窩頭。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有罪，只吃窩頭。早上很冷的時候，他起床後拿著一本毛語錄，站在門外一個鐘頭，一頁都不翻，發呆。他從地上揀柿子皮吃，揀土塊吃。這個人的故事可以寫一本叫《狂人》的書。他也可能有一點裝。被迫害得沒法子了，不能反抗，只好這樣。 在「監改大院」裏有「監規」：不准互相談話，走路不准抬頭。所以這兩位教授都不能和周鐸談話。他們不能確定周鐸是裝傻，還是長期的折磨已經造成了他嚴重的精神問題。但是周的健康問題是十分明顯的，他失去了幾乎全部牙齒和頭髮，瘦弱不堪，面無血色。 在全校性的「監改大院」被關了１１個月以後，周鐸和西語系的其他「牛鬼蛇神」被從那裏轉押到西語系的「牛棚」中。當時西語系在４１樓關押了一批人，其中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教授，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還有兩個很年輕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他們睡上下床。周鐸睡在進門後右手邊的上鋪。睡在他下邊的，是老教授朱光潛。 當時有一個監管這些「牛鬼蛇神」的西語系學生，非常兇暴。這個人進門，從來不用手推門，而是一腳踢開。他進門後，全部被關的人都要站起來。這個人開門用腳踢，每次進門以後就轉向門的右邊，甩開膀子狠打周鐸幾個耳光。 「牛棚」裏的人看到周鐸天天被打，毫無辦法，只是後來按照這個打人者的姓名的諧音，起了個外號叫「暴徒」。很多年後說起這件事情，北大西語系的兩位老師氣憤難平，說，周鐸被折磨死了，「暴徒」現在卻活得很好，他半夜的時候不覺得有愧嗎？ 北京大學物理系的李淑嫻老師在１９５７年也被劃成右派，她因此被送到北京郊區門頭溝區的農村勞動。她說，她在西語系「右派分子」勞動的馬蘭村看到過周鐸。周鐸臉虛腫，走路腿瘸，一拐一拐的，頭髮也快掉完了。那時候正是「大躍進」，農村搞「大深翻」，把土地深翻到有兩三鐵鍁深，不但把生土翻上來蓋住了熟土，對莊稼只有壞處沒有好處，而且把人累得要死。「右派分子」要想「摘帽」，就要拼命「表現好」，既要勞動表現好，又要政治表現好。因此，甚至在「右派分子」中，也沒有人理睬周鐸，因為覺得他「問題大」，「控訴」了共產黨，對共產黨「沒有感情」，和自己「不一樣」。 文革給被「鬥爭」的人「定性處理」的時候，周鐸從關押中被釋放，居然還被稱為「寬大處理」。掌管北京大學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召開全校的「寬嚴大會」，以體現他們執行「黨的給出路的政策」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沒有被戴上手銬抓走的人，定上不同的罪名，允許回家，就算是「從寬處理」的。周鐸也列在其中。自從被劃成「右派分子」，他受盡了各種各樣的迫害，他的生活都被「革命」榨取了，最後還不得不扮演一個甘心認罪、感謝被「寬大處理」的可憐角色。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徹底的殘忍。 周鐸當時身體已經非常壞，他在被「從寬處理」後離開了北大，不久後就死去了。他沒有結婚，沒有家庭。現在無人能提供他死在何時何地。
橫斷面 IV 顧文選在「肅反」中的遭遇 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的「控訴會」上，顧文選說了什麼？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未作記載。 筆者查到，1957年7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文章題為「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作者署名是「閔剛侯」。這篇文章裏提到的事情，和顧文選及周鐸有關。 這篇文章是在「揭發」6月6日章伯均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談話。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鈞說了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後，費孝通首先說現在大學的學生都動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運動揭露出來多次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二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現在學生到處找領頭的，如果老師加上去，事情可以鬧大。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說，今天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造成的。 這篇文章裏說的北大二個學生，當是顧文選與周鐸。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強化了費孝通的批評口氣以作為費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顯的不符合事實的報導。我們難以判斷是否費孝通在其講話裏真的用了「黑暗」這樣的詞。從後來實際發生的事實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們的眼睛，而且剝奪了人們的生命。但是在當時，誇大人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批評的激烈程度，然後以此為理由給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別是因為不允許自我辯護，所以各種誇大性的「揭發」相當容易發生。不過，我們可以判斷費孝通在講話中，是確實提到過顧文選的。我們也從中知道，顧文選和周鐸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所說的，是關於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被「錯鬥」，像費孝通這樣一個年齡大閱歷深的人也深受感動，可見顧文選和周鐸的演講相當動人。 費孝通和顧文選一樣，都被劃成「右派份子」。對於「右派份子」的處罰，權力當局的做法是，對原來地位高名氣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氣小的人實行的處罰較輕。費孝通是從有名的教授成為有名的「大右派」的。對這些教授的處分一般是降薪降級，還留在學校裏。比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向達教授，原來是一級教授，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降了一級，成為二級教授。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教授是從一級降成了三級。而大批成為右派份子的大學生，他們常常被輕蔑地稱為「小右派」，由於他們的一次發言或者一張大字報，被送到勞改農場，精神上物質上都被踩到最底層。 1956年以後，大學教師的工資就幾乎沒有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時候，那些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遭到降薪降職的教授的收入，相對來說仍然不算低。這甚至成為他們在文革中受到打擊的一個原因，因為在學校裏工作的比他們年輕的人，工資大大低於他們，對他們心存嫉妒和怨恨。 費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華研究院，1938年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40年代任教於西南聯大，1957年時是中央民族學院教授。1957年，費孝通因為發表「知識份子的早春氣候」，是當時報紙上受攻擊最多的「右派份子」之一。他成為「右派份子」後，仍然在中央民族學院。在文革中，費孝通也被「鬥爭」，進過校園「勞改隊」，住過「牛棚」。文革後，「右派份子」被「改正」，他擔任很高的職務，也常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各種文章。但是始終未見他寫到他所經歷的「反右派運動」，當然也沒有再提到他當年講話中說到的顧文選和周鐸。1957年，聽顧文選說在「肅反」中被「錯鬥」，費感到震動，說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頗動感情的話，也在道義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顧文選被槍斃。可是，文革後，費孝通可以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卻不再為顧文選的遭遇說任何話了。雖然言論環境變了，但是費孝通也變了。即使壓力撤去，被壓抑的心態不能像彈簧那樣恢復原狀。 顧文選已經被槍殺，再也沒有可能來說出他後來的更悲慘的遭遇。活著的人如費孝通，有親身經歷，對當時的事件發展，從「右派份子」的角度有清楚的瞭解，同時又有寫作的能力，是應該寫出他的見證的。他沒有寫，可能有各種原因。但是他是應該寫的。２００２年春天，筆者兩次給他寫信，告訴他筆者正在撰寫關於顧文選的文章，向他詢問有關顧文選的情況以及他對當年的事件是否還持有原來的看法還是有新的看法。非常遺憾，至今沒有收到費先生的回信。
片斷V： 顧文選在「肅反運動」中找不到的《廣場》雜誌 據北京大學的一名和顧文選在同一時期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學生陳奉孝說： 顧原來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搞了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那時顧在公安局裏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五六年共產黨也覺察到了肅反有點擴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顧被放出來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語系。他在控訴會上以個人的遭遇，對「三害」進行了控訴，與會的同學聽了以後都哭了。後來他的這次發言，百花學社為他出了專文，取名就叫《一個人的遭遇》。（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印入《沒有情節的故事》，497－498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北京，2001。） 陳奉孝１９５７年時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劃為「右派份子」後，被判刑１５年。筆者多方輾轉找到了他。他說，顧文選的文章印在百花學社辦的雜誌《廣場》上。這個雜誌僅僅出過一期。他現在沒有這份雜誌。 筆者開始尋找這一本載有顧文選文章的《廣場》雜誌。尋找過程的難度超出了筆者的預想。筆者曾經和其他像顧文選、陳奉孝一樣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學生聯絡，他們都沒有這份雜誌。筆者向北京的兩所大學圖書館尋找，未找到。筆者曾經給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寫信求助，沒有結果。 這一本《廣場》雜誌，曾經是北京大學一批學生被劃成「右派份子」遭到嚴重懲罰的「罪證」。在當時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被判刑１５年的判決書上，支持《廣場》被列為她的罪行之一。然而，這份雜誌本身卻再也找不到了。現在我們卻無從知道這本雜誌在哪兒，裏面有什麼，儘管很多人因這本雜誌受苦甚至死亡。這甚至帶給人一種荒誕感，像卡夫卡的小說。然而，這是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最後，終於從住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那裏得到了顧文選的這篇文章。1957年，林希翎女士是北京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學生。上文已經引用過她成為「右派分子」後再被判處15年徒刑的判決書。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批評「肅反」中對人的迫害。兩天以後，顧文選在會上講了他在「肅反運動」受迫害的親身經歷。但是，實際上林希翎並不認識顧文選，甚至也一直不知道顧文選的名字。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這些大學生，其實是一些散在的個人，他們之間並無聯絡。甚至直到21年後他們得到機會恢復名譽之後，「右派分子」們也沒有為他們的共同命運和歷史作過多少書寫和記載。但是另一方面，掌握無比權力的強有力的政權，把他們作為一個敵人群體而加以無情打擊。 《廣場》上的顧文選的文章有14頁，標題是「我的遭遇」。雜誌是近50年以前用手刻寫在蠟紙上以後油印的，現在已經字跡模糊，但是勉強可讀。 顧文選的講話以一首詩開始，說明他的心跡，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只是反對共產黨裏的錯誤。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顧文選自述，１９４９年時他１５歲，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他參加了共青團，以後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１９５５年６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裏的領導人就佈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 顧文選認為他的悲劇在於「過分心直口快」，「太單純，太忠厚」，所以被領導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 至於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只是他練習寫作，寫了兩篇小說，其中一篇寫了農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進城後遺棄原妻。僅僅為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就鬥爭了他一整天。 顧文選被連續鬥爭幾天以後，因為他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打電話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一個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他被關了四個月。 顧文選說，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３６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約。 顧文選還說，監獄裏的飯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 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裏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實情，不會一分造假，可以調查。 從法律的角度看，即使顧文選的描述有不合乎事實的地方，也不是犯罪。另外，這些描述看起來是相當真實的。這也是當時連費孝通也受了感動的原因。儘管北京大學當局說他捏造事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牛鬼蛇神」所遭受的，比顧文選所說的還要壞得多。監獄的伙食還要差，對在押犯人的虐待還要嚴重，逮捕和判決的程式破壞得更多。從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代，迫害人的制度越來越嚴酷。 顧文選僅僅講了他一個人的遭遇。我們卻可以從別的方面的材料來瞭解「肅反」是怎麼對千萬人進行的。 肅反的指導性文件之一，題為「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這個「規定」上署明的發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這個「規定」中，在分條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為「反革命份子」的類別以外，有一條說： 「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的份子。這種人可以不計算在5％左右的壞人以內，列入審幹範圍去處理。」 這條規定，很清楚了從側面證實了每個單位是有5％的打擊對象的定額的。 一些參加了「肅反」的人們向筆者描述說，當時各單位都成立了「五人小組」領導「肅反」，都是要湊夠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嚇，要抓出足夠的「反革命」數字來。這裏有來自上面的領導機構的壓力，也因為本單位裏有的人要趁機積極立功。 要注意到，在1955年進行的這一場「肅反」運動之前，已經有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官方公佈的資料：在1950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２年中，「關押各種反革命份子２７萬，管制２３萬，處以極刑（殺）７１萬。」（《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馬宇平，黃裕沖編寫，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７３７頁）。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說的則是殺了100萬。 「鎮反」殺人，也是定好了比例來做的。毛澤東有「關於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的說法。此話引自１９７７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４０頁，文章題目是「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書中說明寫於１９５０年５月。 《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北京，華齡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７頁）中有這樣一段話：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６日，「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根據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報告及毛主席的指示，於１５日通過《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並經中共中央批准發至中央局及省市、區黨委。 這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說： 各地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為宜；對黨政軍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內部清理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上引書同頁） 這段文字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同一段文字，只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少了關於殺人比例的句子。農村可殺１％，城市可殺０。５％，不太可能是公安部長羅瑞卿這樣的人在毛澤東的原文中加進去的，而只可能是在２６年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因其殺氣太凶、邪氣太外露而刪掉了這些殺人的百分比。 制定比例來殺人，意味著不必有罪證也不需要經過審判。而且，１％和０.５％是巨大的殺人數字。在殺了這麼多「反革命」和關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後，還要進行一次全民性的「肅清反革命」。為此，全國竟然有75萬專職肅反幹部，作了328萬人次的外出調查（同上書，740頁）。 「肅反」動員的人力，除了任用７５萬專職幹部，還要加上所有以開會等等形式參加的普通工作人員。「肅反」人力消費非常龐大，用掉的經費也一定極其可觀。 這些數字的來源，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報告，題為《我國肅反鬥爭的成就和今後的任務》。他顯然是「肅反」以及在更早時候進行的「鎮反」的指揮官。 為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壞人」，「審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關於1955年到1956年的「肅反運動」，作者朱正指出，當時每個單位都按照統一部署，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在本單位選定運動對象。為了「造聲勢」，還選出一些人來逮捕，造成運動所需的緊張空氣。他根據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在「肅反」中被整肅；當時全國的各種機關團體學校企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共計約670萬人，在這些人員中，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肅反對象。「鬥爭面」就是這樣寬泛。（256－261頁） 在上面引用的顧文選的《我的遭遇》一文中，他自己以為他沒有「問題」，不會成為「肅反」的對象，但是他卻在「肅反」一開始就遭到「鬥爭」，顯然是因為要湊夠５％的比例，必須找出新的「鬥爭」對象。顧文選也是由「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命令逮捕卻不需要有逮捕證的。 「肅反」打擊了太多的像顧文選那樣的人，因此，在１９５７年，批評「肅反」成為所謂「右派言論」中比較多見的內容之一，後來也成為劃定「右派分子」的罪行之一。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中專門規定了一項：「攻擊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鬥爭」的，應劃為「右派份子」。這樣，顧文選就被牢牢框住了。 應當指出的一點是，控訴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實和從根本上懷疑否定這個「肅反運動」，是有所不同的。從現有材料來看，顧文選並沒有從整體上否定「肅反運動」，而僅僅是揭露了「肅反」中的「問題」。但是，當時這就成了嚴重的「罪行」。這當然是因為最高當局不允許對「肅反」提出批評。同時，我們也可以由此知道，當時沒有人從整體上反對「肅反」，沒有人作深層的否定，於是大學生顧文選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鋒人物，也就最先被擊中。 把社會中的一個很大數字的人群，劃出來進行「審查」，隔離審訊，再從中又劃出一部分作為受到永久性處罰的「敵人」，這樣的做法，幾十年來不斷實行，以致有的中國人已經把這樣的做法視為像颳風下雨一樣的常態，不從根本上去質疑和反對。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古今中外，這樣一個由當權者制定比例和數字來打擊殺戮人民的做法，只有史達林作過。
羅瑞卿文革被「鬥爭」 主持「肅反」的羅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學時代參加共產黨，「鎮反」「肅反」「反右」運動時期任公安部長，並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中央軍委秘書長，成為軍隊的最高權力圈中僅次於林彪的人物。後來被毛澤東確定為文革的頭一批打擊對象，所謂「彭羅陸楊」中的一名。1966年3月在高層被清洗後，立即被關押。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樓自殺，沒有死，但是摔斷了腿，後來截肢。 大規模的學生群眾運動興起以後，羅瑞卿從秘密關押變成了由群眾「鬥爭」。1966年12月，羅瑞卿脖子上掛著大牌子，被裝在一隻籮筐裏，拖到北京的體育場裏，和其他「反黨份子」一起遭到紅衛兵的「鬥爭」。他被裝在筐子裏，是因為他的腿在自殺時摔斷，不能走路。 這種所謂「大會鬥爭」，除了咒罵以外，還包括體罰和毆打。在十萬觀眾揮舞紅色塑膠封面的《毛主席語錄》高喊「打倒」之聲中，拖出一個裝在籮筐裏的斷腿人來作「鬥爭」，實在是文革最無人道最為野蠻的場景之一。而且，文革時代的攝影作品還將此作為正面的畫面來記錄，這是在醜惡之上又加了一層醜惡。 使人吃驚的是，被裝在籮筐裏遭到「鬥爭」的人，對於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認，但是對他自己曾經發動的對幾百萬人進行過的與此類似的「鬥爭」，至死也並未覺得不安。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兒寫的關於他的書裏（《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羅點點，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細膩深情地寫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麼不公平，卻一字沒有提到他曾多麼殘酷地對待千千萬萬別的人。這本書並且熱情讚美羅瑞卿在「鎮反」「肅反」中的作用，而這兩個「運動」害死了無數人，傷害了無數人。 對羅瑞卿的個人歷史的這種描述，顯然表明這本書的作者只認為：她的父親是不該受到那種野蠻的「鬥爭」的，但是他對別人所作的類似的事情，則是完全不必質疑的。這是從個人利害關係為中心對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斷，沒有道德和邏輯的基礎。這樣的描述中隱含的原則是非常有害的。 毛澤東死後，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中，除了為文革和「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平凡，也為一部分「鎮反」「肅反」的受害者平反，卻沒有對作惡者進行道義譴責。
最後一個橫斷面：在阿Q群體之中 這是跟顧文選有關又不直接有關的一個片斷。 在「公檢法軍管會」的「通知」裏說：「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 也就是說，當時作這樣的判決的過程，在「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眾「「討論「的部分。至今有人認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許這種由「群眾」來討論，會被當作這種說法的重要根據吧。但是從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這種「群眾討論「的功能是什麼。 首先應該注意到，顧文選的主要罪狀之一是「反動言論」，但是材料中沒有介紹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關於這一點，當時還有一個特別的說法，把這種「反動言論」列作「防擴散材料」，一律不准復述。如果真的是要「群眾」來「討論」對顧文選的處理，那就應該告訴大家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不告訴「革命群眾」顧文選到底說了什麼，卻要群眾「討論」對他的處理，這根本不是真要群眾來參與定罪過程，而是恐嚇群眾，逼迫他們再也不敢講當局不准講的話，不敢說任何可能會被指控成「反動」的言論。為了免於受到顧文選那樣的懲罰，也沒有「群眾」敢對顧文選被重判提出異議。 在歷史上，也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和一個政權，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這樣嚴密的程度。他們不告訴人民這些人的「反革命」活動到底是些什麼，卻要求每一個人都「表態」來支持殺死這些人。他們不但殺人，還要造成一個「眾口一詞」的形勢。他們用恐怖來塑造輿論，這輿論又反過來支持恐怖。 筆者採訪過的人中，有的曾經參加過「公檢法軍管會」要求「革命群眾」對這55人的「處理」作的「討論」。據他們說，「討論」的時候，一片聲音，都是「槍斃槍斃」。 三十年後，一位被訪者說：你能想像那時候北京人有多壞嗎？他們根本不把別人的命當回事兒。他們喊過「槍斃槍斃」，就趕快回家吃飯去了。 魯迅寫的阿Q，在他自己被殺之前，曾經很興奮地去看殺別人的頭。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魯迅筆下的阿Q，會興高采烈地參加「公判大會」，把別人被槍斃當作好戲看。 和顧文選同列於一份「反革命」名單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張郎郎，他當時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他最初也是「內定」要判死刑的。他告訴筆者，他曾經被戴上腳鐐手銬押到他的學校去，讓學校的人一一對他的「處理」表態；他的父親和16歲的弟弟也被揪來，站在台下，聽著會場上一片「要求」槍斃他的聲音。 讓張郎郎永遠不忘的是，黃永玉和劉迅兩位老師，聽說是要「討論」關於他的「處理」時，沒有出席這樣的會。據說他們兩人裝病，以此為由不來學校。 黃永玉和劉迅，都是畫家。筆者在黃永玉三十年後寫的書裏找到如下一段： 郎郎在「文革」期間腳鐐手銬押到美術學院來「批鬥」，大會幾天之後分組討論槍斃不槍斃他。我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進門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時也要槍斃。我們默默地點了頭，說聲「保重」，擦身而過。那天雪下得很大，登臨到白塔山上，俯覽塵寰，天哪！真是訴不完的孤寂啊。（黃永玉，《這些憂鬱的碎屑》，三聯書店，北京，1998） 黃永玉的這段描寫，夾在介紹他的有趣的鄰里生活的描寫中，對於不瞭解當時的情況的人來說，可能會晃一眼就讀過去了，所以需要對當時的背景作一說明。 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顧文選一起被列於55個人的名單上的一個人，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外國語學校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顧文選在名單上名列第一，張郎郎和周七月兩人則被列為第二十九。他們的「罪名」如下： 張、周二犯思想反動，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仇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張、周二犯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並多次策劃叛國投敵。一九六六年二月，張、周二犯與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取得了聯繫，出賣了我國大量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 張郎郎和周七月後來被判刑十年。據張郎郎說，他們兩個沒有如預期的那樣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們二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級別很高，所以對他們比較「寬大」。 那個年代如此殘酷，所以不槍斃就可以被當作「寬大」。張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為他們曾經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派」學生，因為嚮往「革命」而來中國留學。法國學生回法國去了，和他們來往過的中國學生卻成為「特務」「反革命」被捉了起來並且判以重刑。 在「革命群眾」被命令討論他們是否該槍斃的時候，最有同情心的人如黃永玉，也只能是找藉口回避。這是當時最勇敢的反抗行為了。而且，當時想要回避並且真的回避了的人，罕見得如鳳毛麟角。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恐怖的環境啊。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暗暗保持沈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義直言」「挺身而出」這樣的漢語成語在當時是無處可用的。 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殺害了無數無辜的人，而且還在強迫普通人如果不要做被害者，就要參與為害人者幫兇。
結語 透過以上六個片斷，對顧文選的一生作一個順時間的跟蹤，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１９５５年被粗暴地整肅了一次。他在１９５７年說出了他的不滿，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懲罰。他在１９６６年不能忍受而決定逃走。結果在１９７０年他遭到第三次懲罰，這次懲罰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滿與違抗，因為這是死刑。 在這三次被懲罰之間，是一種什麼邏輯？只有一種把人送上死地的邏輯。 1949年，顧文選是個僅僅15歲的少年，以後，他逢上了從「肅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他受到一次比一次嚴厲的迫害，最後被槍殺。他開始受迫害於「肅反」，他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關進監獄於「反右派運動」，他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槍殺於文革。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生遭遇」？明明是一個毀滅人的過程。 而且，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孤立的命運。 顧文選經歷過的「肅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數字極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殘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擊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擊中垮了，顧文選經歷了第三次打擊後還不願倒下，於是被殺害。 在1955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有一百多萬人被整肅。其中有一大批人被關押判刑。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有５０到１００萬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在文革的各個「運動」中，每次通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擊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累計起來的數字，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文革使迫害的規模和程度達到了最高潮。像顧文選一樣被劃成「右派分子」又入了監獄繼而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槍殺的，僅僅在北京大學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589個學生中，還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學系的張錫琨，哲學系的黃中奇。 在文革中，連１９５７年迫害過「右派分子」的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江隆基，連領導了全國「肅反運動」的羅瑞卿，也都遭到殘酷迫害。前者在被殘酷「鬥爭」後自殺身亡，後者在跳樓斷了腿後又遭到殘酷的「鬥爭」。 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把人類的一部分宣佈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通過一系列預先設計的所謂「政治運動」，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群體，不是一個兩個人，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而是一個極其巨大的人數――人口中的一個百分比，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 這一系列的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是毛澤東的「革命」實體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嚴厲殘酷的行為也保證了無人能夠反抗他的革命。文革延續了十年以上直到毛澤東死後一年才宣告結束。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上，可以與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迫害與殺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殺害猶太人，史達林殺害「古拉格群島「上的政治犯，以及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殺戮。他們的反人類罪行，都已經得到了相當詳細的記載和較為廣泛的瞭解。 在史達林、希特勒和波爾布特製造的這些殺戮中，都有巨大的人數死亡。被害者死去。而殺戮的指揮者，不把人當人，而只把他們當作可以碾死的一些螞蟻，只把他們當成一些統計上的數字。毛澤東特有的說法和做法，則是用百分比來制定打擊迫害的對象。仔細檢索了歷史，還不能發現這樣的統治者。 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非常遺憾，關於顧文選，筆者能夠收集到的只是一些這樣的片斷記錄。因此，對他個人瞭解極少，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也不知道他的性情脾氣。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方面資料不夠充分的情況對本文來說有可以原諒的一面，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個人的體質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實沒有對他的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命運是和一連三個所謂「政治運動」纏卷在一起的。是這三個「運動」，即「肅反」「反右」和「文革」，把他，還有千千萬萬的普通的中國人，推向苦難和死亡。 這裏考察的是顧文選一個人的遭遇。他作為一個人被無情地迫害死了。我們從他的故事感到震撼，因為我們也是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