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弢不完成《魯迅傳》說起

陳 家 驊

  

編者按語﹕陳家驊先生是文藝界的一位前輩，也是中共法西斯文藝統治下，一位備受欺凌和迫害的老編輯和老作家。他的回憶就象是滲透了血淚，讀之足可以顫抖人心；他的回憶也拖帶著時代的痕跡，甚至透著些許被污辱和被損害者才有的善良與荏弱之心……他在回憶那些為中共所迫害的共產黨自己人時，他的善良和荏弱，就不免要為那些在後來也曾遭遇赤禍的災難製造著們，仍然留下一掬同情之淚……而這，恰是我們今天在反思中，猶要予以注意的。因為，事實和明天，才是我們反思的真正目標所在。

 

似乎刮起了有關魯迅逝世的一些掌故，聞之無法平靜，引起我的一想法和回憶。

一九九二年，唐弢先生在北京逝世時，我己於年前到了美國。友人傳來消息，他沒有寫出[魯迅傳]。我一個格愣，手中的紫茶杯震翻在地。長夜瞑想，我的心彷彿百爪抓撓，痛苦萬分。

唐弢先生以研究魯迅為素志，苦苦經營了六十來年，陸續寫下了幾部有關魯迅方方面面的論述。他精通魯迅的著作，暸解魯迅的歷史，熟悉魯迅的門徒和追隨者；他參加了[魯迅全集]初版的編校工作，是幾巨卷[魯迅全集。補遺]的收集者和編輯人，是魯迅研究會的副會長，數度出國作魯迅研究的專題學術演講。他不僅和魯迅有過文字因緣，且多有交往，是公認的魯迅傳人。唐先生既是魯迅研究專家，又是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像他這樣一個多面手的才子，化了十年之久，居然寫不出魯迅傳，豈不令人深思？

唐弢孜孜不倦，才氣橫溢，博通古今，近百年的文化文學史，都儲存在他的腦海之中；六十年來的文學鬥爭史，他更一清二楚，成竹在胸，如數家珍。以寫魯迅傳而論，任人都沒像他這樣的優越條件，他是公認的不二人選。可是竟沒有寫成，他繳了白卷。

一九五○年的冬天，雪峰和唐弢擔任上海一個文藝雜誌的正副主編，我在他們的治下。當時在籌備階段，人員少得可憐，忙不過來時，有些事唐先生也不得不插手過問。雜誌決定明年創刊，發出徵稿信不久，稿件從四面八方源源而來，有位作者寄來稿件時，附筆要求編輯部介紹一部魯迅傳記供他參考。我向唐弢提到這一問題。先生說：舊的未及再版，新的還未寫成。我知道當時流傳的[魯迅傳記]，創意不多，羅列了一些資料而已。橫豎隨便談談，斯時編輯部僅我們二人，人員還在物色之中，還沒落實。我趁機要求唐弢寫一部[魯迅傳]救急。唐先生毫不猶豫地爽直說：「看情況，看情況」！可見五十年代初，他己有這個打算。實在除了他之外，更無合適的人選。寫作[魯迅傳] 非他莫屬。由他寫來，得心應手，將是部極有文學價值的皇皇巨著，魯迅的形象會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而[魯迅傳]將金光閃閃鶴立於世界名著之林，不消說魯迅將永遠與世長存。但是不幾年，政治運動改變了一些人的美好幻夢，形勢大變。混淆了是非，顛到了黑白，一切亂了套。原來封之為偉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屹屹可危了；實在甚麼也不是；甚麼家，甚麼家，不過出於政治需要的一種手法，當然當不得真。對這一點，我想，唐弢心中雪亮，看得最清楚不過了。不必扯得太遠，只要想想當年和魯迅並肩戰鬥的那些闖將，他們在推動魯迅向左方面不遺餘力，「功不可沒」。可是僅僅幾年，他們統統被革命革得體無完膚。尤為可悲的，他們沒有「破帽遮顏過鬧市」的幸運，他們有的被關在監獄裏，有的羈押在農場中，那有行動的自由？特別怪誕的，就是那些過去曾被魯迅口誅筆伐的作家群，當年遠走他鄉，反而成了文學界重量級的人物。僅此一端，就成了唐弢寫作魯迅傳的攔路虎，很難說得清楚，更難恰到好處。觸及這些人物，魯迅的光輝在哪裡？不觸及這些人，還有什麼魯迅的戰鬥精神！如此這般，魯迅實在是個不禁推敲的悲劇型人物！他的一些所謂戰鬥光芒，已給現實砸個粉碎，已經在批判他的門徒之時，蕩然無存，消失淨盡！才子唐弢聰明的地方，就在這裡，就在於他的頭腦十分清醒。他別無選擇，也無法選擇；他寧願繳白卷，也不願為了完成任務而寫作[魯迅傳]。那不僅僅抹煞了良心，且要為人詬罵。明明是被革命革得毫無光澤的一個可憐的人物，怎能把他寫作聖者？寫成文學的教宗？及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在現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還有一個模糊的「偉大魯迅」。唐弢先生不願從這些人的心底，把模糊魯迅的影子，連根拔去。他既無法把魯迅寫成萬世師表，也不願把魯迅寫成個倒楣人物。於是他繳了白卷，沒有寫出[魯迅傳]，如此而己。

唐弢沒有寫出[魯迅傳]，他繳了白卷，震驚了大陸，是文學界的大事件，也使世界文壇目瞪口獃無法理解；我覺得，這樣做，在唐弢出於保護魯迅，這應該是唐弢一生中下的最巧妙也是最完美的一著好棋。也是他妙想天開、最痛快的一著高棋。魯迅作為文學界的神祗教宗，是他的一大批追隨者所塑造的，所謂偉大的甚麼家，那是毛所欽定的。在政治一言堂的昏天黑地下，魯迅己經面目全非。唐先生那裡甘心把魯迅形象毀在他手狸！我想這就是唐弢抵抗了萬千壓力，不寫[魯迅傳]的根本。這正是才子之為才子，比他人聰明高超的地方。也就是他三四十年來，沒有倒下去而頑強地生活著的主要原由。日昨有人和我談到唐弢的政治面目。這不是三言二語可以講明白的。總之唐弢有苦衷，他身不由已。如果他一邊倒，我想，早己在一九八三、四年，就把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傳]問世了。唐弢接受了任務，按兵不動，不露聲色，直到逝世，才發現沒有完成[魯迅傳]。太妙了，實在妙不可言！任人都不可能如此穩紮穩打。如此這般該有多大的智慧，唐先生是值得欽佩的！

前些時，有人寫文章說：唐弢之寫不成[魯迅傳]，那是因為字斟句酌，追求文字的完美而耽誤了。我看這話當不得真，值得商榷。請問：誰寫文章不字斟句酌？誰寫文章不追求完美？況且唐先生下筆千言，字字璣珠，文字美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絕技，他是不必斟酌甚麼的。所斟酌的，不過在於把魯迅放在甚麼角度？放在甚麼地位？把雪峰、黃源、丁玲、蕭軍、胡風等等放在甚麼地位？把所謂「乏走狗」等等的那些大家，又放在甚麼地位？如比等等，他左右為難，在迷魂陣、八卦陣中再也走不出來！

寫[魯迅傳]作為一個任務，公主拋繡球，落在唐弢頭上，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當年先生己經七十高齡，又有病魔纏身；可是以十年的歲月來計算，還有甚麼時間不時間的問題？所謂耽誤云云，只是打打太極拳的沒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我倒慶幸唐弢沒有寫出[魯迅傳]，否則不僅勞而無功，且抓一把疥瘡在身上，真是不得安靜了。如果隨著「偉大」的路子，即使削足適履，硬加枝葉、畫蛇添足，改頭換面，文章是做出來了，那會帶來多少反彈！禁得起推敲？如果淡化那些桂冠，著力寫一個文學家的魯迅，能符合要求？實際上以魯迅有些政治替代文學的複雜歷史，絕不可能光光寫成一個文學家的魯迅的。

唐弢和魯迅是種亦師亦友良師益友、忘年交和門徒的親密關係，是盡人皆知的。為了保護魯迅的尊嚴，他豁出去了。不過這個豁出去，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而是甘願少寫一部作品，犧牲一部佳作巨著。他不寫這部[魯迅傳]，他默默地罷寫了。丟掉了這個燙山芋。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秘密到過上海。在原名中蘇友好大廈，召開了一次不多人參加的座談會。我們雜誌的編委、五四時代的著名作家魏金枝參加了這次會譏。會上，魏先生得到毛澤東的讚許。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有關胡風集資創辦出版社未成，出不了書的一段經歷，此時此際準備批判胡風。這次座談會上，有一位老翻譯家提出：假如魯迅在世，他的處境如何？當時政治氣候還比較正常，大倒其楣的人士不多，一般還沒感受到緊張和壓力，所以有人敢於在毛澤東主持的小型座談會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毛回答很直率。據說，毫不拖泥帶水，似乎正候著有人提問似的。他說：可能仍在寫作，可能巳進了監獄。當時聽到秘密傳言，吃驚自不待言；但以為聽錯了，沒有進一步去探究深思。可是接著魯迅身邊的大將，一一被揪出來了，可說一網打盡，才恍然大悟。毛那次發言，胸有成竹，無異是有意宣佈和吹風一般。就是說，任人都逃不了階級鬥爭的篩子。即使魯迅亦然。這時我的心頭冒出了「好冤枉」三字，忍不住暗暗為他們叫屈！

唐弢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也是文學界的知名之士，上下三等人士都有交往，接觸面甚廣，一切知之甚詳，可說無所不曉。歷來被約寫稿，往往一揮而就，倚馬可待，從不耽誤約定的時刻。而這部[魯迅傳]怎麼寫？實在難極了。他迷茫了。即使咬碎金筆桿，也難以創造出一個偉大的魯迅形象。這裡也反應了唐弢的良知。當他無法還魯迅一個真面目，又不願為定下的調子依樣畫葫蘆，於是乾脆擱筆罷寫，繳了白卷。在大陸這是不得了的事端，他勇敢的默默吞下了苦瓜。當然政治大氣候的變化，也給他助力和選擇，巴金揚棄假大空，提倡說真話（編者按﹕巴金雖然在「允許他提倡說真話」的時候，開始說真話了，但他還是假話多，真話少，五本《真話集》，至少有四本講的仍是假話。），也是對他的直接衝擊。為他的罷寫助了有力的一臂。是巴金先生強有力的一臂。他是很尊重刊物主編巴金先生的。唐弢在文學界耕耘了一輩子，寫作六十年之久，居然沒留下一部傑出代表作。不是他不為。而是不能為。譬如馮雪峰，好容易擠出了一部長篇小說，看過原稿者，無不給以很高的評價。由於處境如此，這位老中共、長征戰士、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他洩氣了，不願付印，含著淚把原稿憤怒地付之一炬。可見文學界多麼艱難。生不逢辰，聽聽也讓人心痛欲絕，酸淚滾滾。老舍、徐轉篷投河，以群、梁文若跳樓，傅雷夫婦用了煤氣，等等，他們都是屈原式的人物，到現在還沒尊重他們，這既是他們的不幸，也是文化智識界的悲哀（編者按語﹕把他們比做屈原式的人物，委實太過。他們都曾說過假話，寫過假文，對國家、民族和人民，造過孽，作過昧心的事。有的更是馬列子孫，非我中華兒女。雖為自殺之輩，應予同情；但他們也曾逼人自殺，參與毀滅中國的新文學，制造中共的假文學，怎能與深懷愛國主義精神、擁有偉大文學作品的的屈原相比？）。

徐轉篷是寫鄉土文學的高手，公認的農民作家。三十年代，日本出版了一部[中國鄉土文學選]，把徐轉篷的作品放在首位，其次才是魯迅、王魯彥和魏金枝諸家，可見受崇敬和愛戴的一斑。他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在階級鬥爭的年代，潦倒一生，最後爬進了池塘。丁玲從北大荒回來，查問到這位農民作家，他巳橫死多年。我們月刊編委、翻譯高爾基[給青年作家]的著名文學理論家以群；和人稱超級大刊[收獲] 雜誌的資深編輯梁文若，他倆都以跳樓自殺來抗議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和無法承受的壓迫。文學工作者的冤屈太多了，這祇是上千成萬不幸者中的幾個例子！除了橫死，大多不是在監獄便是在農場，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過著非人生活。當年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文學編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和我同命運的更不知凡幾。我前妻只是發表了一些揭露不正之風的小說，這就搗了馬蜂窩，受到圍攻再也無法安靜，直到死去。上海某出版社有個姓張的人事員，乘人之危，落井投石，硬逼她和我劃清界線，逼她和我離婚，要她嫁給頂頭上司某副局長。他們一手拿了改造的緊箍咒，一手又以工作、待遇、政治地位引誘她。既把她當作賤民，趕出編輯部去勞動改造做農民；一面又捧她為才女、天使，把她看成天鵝肉，讓她去做官太太。此時此際，她巳患了嚴重的憂鬱狂躁精神病。不由讓我懷疑身處人間？還是地獄的哀嘆！

為了紀念魯迅逝世十五週年，一九五一年九月，雜誌決定推出[紀念魯迅專號]。唐弢叮囑我，向和魯迅有過接觸、交往的老一輩作家約稿；唐先生想要周作人寫稿。不過周作人是著名的文化漢奸，有點猶豫，於是他給北京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寫了信，請她徵求有關方面的看法，同時探探她的意思。

許先生很快回了信，她希望廣泛約些和魯迅同時代且有過交往的人寫稿，三言二語都行。她信中說：這些人不多了，也老了。她同意向周作人約稿。這就是以後周作人化名遐壽，寫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等書的原由。周作人之突然重出江湖，是許廣平促成的。外人很難知道好運怎地會落在沉淪中的周作人頭上的箇中內幕。當時文學界對周作人很顧忌，而許先生倒大度；我想如果去徵求魯迅的意見，以他的脾性和風格，斷斷不會贊成的。一定會吃閉門羹。唐弢常常給許廣平先生寫信，乘之知道一些都城的動向。她的直率和寬厚，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幾年後的一九五六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原來許廣平先生也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安逸，受人尊敬；實在有些自作多情。她過得十分艱難，可以說有點窩囊；小有小難，大有大難吧；因為事情發生以後，她默然了，眼睜睜看著一些人接受批鬥，戴上帽子，送去改造。我一點也不想責怪許先生。從以後的情況發展，即使不發生這件事，我們也難逃一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但在這件事上弄到如此悲慘，有口難言。

那年，孔令境教授從山東教育崗位，轉到上海一文藝出版社做副總編輯。他心血來潮，要去北京看望他的姊夫茅盾。內人當時在出版社任編輯。於是那個晚上，孔令境來向我們道別，也作為大家認識的一個契機吧！孔令境到達北京時，正巧毛澤東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當口。要求大鳴大放，向中共提意見，改進工作。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巧得無可再巧，茅盾也參加了宣傳工作會議。看到孔令境，他十分興奮，大喊太巧太巧了。要孔令境回上海後，好好參加整風，參加鳴放，向黨提意見。作為作家，孔令境作品不多。而在文學界頗有影響。他既是茅盾的小舅子，又在三十年代編輯過一本[作家書信集]，魯迅替他寫了序。所以孔令境各方面的人緣不壞。他主動找上門來看我，正反映了他老成成熟的一面。不怕見笑，我沒有這樣的認識水平。

孔令境在北京時，去拜訪魯迅夫人。許廣平也參加了中共宣傳會議。她對孔令境開門見山：聽說了吧，毛主席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回上海後好好在出版界推動一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嚮應毛主席的號召。這時許廣平正擔任著所謂民主黨派抓新聞出版的[民進]的主席，要出版界鳴放，正是她幫助中共整風的權力範圍。

茅盾和許廣平不約而同地要孔令境參加鳴放，且當了件重要的大事。孔令境這位新官，正愁上任沒有新的點子，現在有機會可為整風效犬馬之勞，就把鳴放放在工作日程上，真有不虛此行之感。

孔令境要回上海的前兩天，許廣平約他再談一次。許廣平告訴孔令境：好好在出版界發動一下，把毛主席的聲音傳達到下面，並指定「某某」鳴放。許先生指名道姓的「某某」，竟是內人。孔令境似乎做了欽差大臣，又似乎奉了上方寶劍。回滬後，要求各出版社的朋友鳴放，並來我家傳送口信。許廣平為甚提名我妻子鳴放？我好疑慮，我們並不認識。我忽地覺察到，可能是唐弢向她推薦的。我找到唐先生。我想證實一下。還未開口，還未提出疑問，不料答案己經送過來了。先生說：你一向沉悶，政治不開展，這次要好好參加鳴放，積極幫助整風。他和茅盾、許廣平一樣的口吻，盡在不言中，無疑給我猜中了。我的她，正是唐弢向許先生推薦的。因為她從寫一般性的小說散文，轉變觸及生活型的小說，頗穫好評，正出於唐先生的鼓勵和關心。他向許先生推薦她，是很自然的，已無疑議。怪不得幾天前，北京的[中國婦女]雜誌社，特派陳姓記者來採訪我們家庭生活的謎底，也豁然開朗。

一九五四年，唐弢從蘇聯講學回滬，對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文學的變化，很感興趣。曾和我談過二次。我的她，對蘇聯干預生活的幽默諷刺作品覺得新鮮。她就寫了幾篇觸及生活的小說，不想竟受到歡迎。我想唐先生是從這一點出發的吧。我知道唐先生對她頗為好感。我心中有了底。是唐先生向許先生推薦的！我沒有再問，何必多此一舉，明人何必細說。

她有兩篇小說逼著要交稿，我正忙於發稿，我們都抽不出時間鳴放，也沒有精力。而我們又和政治無緣。可是許廣平先生當了一件大事。當了重頭戲。既給孔令境電話，又托人直接送信給孔令境，催促他好好動員一番，這是毛主席自己號召的。並且每次提醒孔令境，不要忘了請「某某」發言。可是我的她毫無興趣。她和我說；我們和政治沾不上邊，與其參加大會鳴放，不如爭取寫篇東西。何況也沒甚麼想說。

一天夜半，孔令境突地來敲門。他的額角汗流如雨，只求一杯泠水潤潤喉，降降溫。他說：奉命而來，許先生來電話，她決定來上海參加鳴放大會，聽取意見。他要求我內人決定下來，千萬發一次言。孔令境加重語氣，不為他老總，也得顧全許先生的面子。孔令境可憐巴巴的模樣，她不忍了，動搖了。孔才急急離去，她對我說：沒辦法了。我原想說：情面難卻！想想實在亳無興趣。只好不著邊際地啊啊的了，她沉思了一下，構思了以一個青年作者的苦悶為題，說說沒時間寫作的心裡話。她說：不涉及政治，不接觸具體的人和事。雖然我說，好吧，心裡不無疙瘩，我並不贊成，勉勉強強，勉為其難吧了。實在逼不得已，毫無辦法，無可奈何。次日孔令境來了電話，告訴我：許先生馬上要到上海，她要親自掌握會議，傾聽發言，並向中央匯報。孔令境說：許先生難得到上海來，屆時和她好好敘敘。

孔令境興奮地告訴我：聽說魯迅夫人來主持出版界的鳴放大會，到會人士特別踴躍，走廊裡都擠滿了人，不僅一椅難求，簡直到了無法插一腳的地步。開會時間到了，沒見許先生的影子。為了爭取時間，沒等候她，大會如期進行了。我女人在熱烈歡迎聲中，第一個發了言。她言簡意閡，受到讚佩。北京趕來參加大會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代表，當場把她的發言稿要去了，據說，以後登在鳴放的專刊上。可是傳來霹靂驚雷，許先生之所以不來主持大會，因為有關領導人阻止了她。不讓她南下。不過孔令境弄不清為了甚麼，還是把有關材料向許先生輸送，意想不到是，以後一一作了罪證。孔先生目瞪口呆，只想跳黃浦江的了。不幾天，反擊所謂右派的社論出來了，一棍子把參加鳴放、幫助中共整風改進工作的人士，一一打入十八層地獄。孔令境成了上竄下跳煽陰風點鬼火唯恐天下不亂的兇惡敵人。自然他想不通，特別連累了好些友人，他不服氣，他說上了當，受了騙。但是他抵抗不了泰山塌陷般的重壓，心一橫，教授離家出走了。他有口難言，在逃離家庭之前，一再表示了沒有是非，只有陰謀詭計的他的看法。途中他兩次來信，向我們大吐苦水。

上海新聞出版界「揪出了」一些右派份子後，在批判我的她時。把她穫得一致好評的幾篇小說，歸結為污衊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責問她：你們既非黨員又非團員，允許你們寫作，你們的條件多麼優越，你們還有甚麼「苦悶」可言？！

還捏造她的作品是丈夫寫的。陰險的為處理我做了伏筆。沒多久，把她趕出編輯部，送農村開河築壩種田養豬洗腦去了。當然也沒放過我，不過四五個月，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七日，送我去農埸勞動教養。我倆一個去農村，一個去農埸，叫八歲六歲三歲的三個苦難的孩子怎麼辦？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腸斷了，心碎了；於是憂鬱狂躁精神病也找到了她。

我不想活了，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氣；但是為了在煎熬中的孩子，我咬牙切齒地活下來了。

許廣平先生的一片熱忱，碰在鐵剌上，可見作為魯迅夫人，日子並不好過，想幫一下忙，累及好些人，這不僅是許廣平的悲哀，也是魯迅的悲哀。就在全國範圍內的狂批濫鬥中，和魯迅一起戰鬥，當年怒目向國民黨猛烈開火的那些戰友，一一倒下去了。可以說一網打盡（編者按﹕他們當年可以向給了他們自由的「國民黨反動派」開火，如今他們卻為絕對不給他們以任何自由的「共產黨進步派」一網打盡，勞改的勞改，勞教的勞教，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飛蛾撲火，還是咎由自取？難道當真說不明白嗎？）。

難忘魯迅，也難忘許廣平。眼前飛過一個幻象：他倆在九泉相見時，受了不少冤屈的許先生，責怪丈夫魯迅：你怎麼搞的，你可有眼睛？心裡老大不舒暢的魯迅，反問說：我是上了當，受了騙，但是妳呢？許先生怎麼回答呢！真的，難怪魯迅，他是盲目的。而自己恰恰在雙眼目睹之下，腦袋清醒之際。她祇能痛心疾首地責怪自已，連累了多少人！這對夫妻九泉相會的鏡頭，是我聽到許先生遽然逝世之際做的一個夢，十分清楚亳不含糊。不過是否合情合理？只有請高明者評論的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做類似的夢，是我感情脆弱的敏感者的老黃曆了（編者按﹕無論如何，這裏還是有一個為什麼要上當受騙的理由。這個理由難道不值得二十世紀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沉痛反思嗎？）。

在塵世中，我是個最苦最苦最苦的人：青年針剌、牛馬中年、老年嗚咽，幾次想離開不人道的人世。仔細想想，我為甚要走絕路？於是滯留在美國了。每每沉思回顫中，一當想到許多不幸的先生，特別我最想念而為之不平的，無過於魯迅和雪峰。雪峰是刊物前期主編，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曾代表延安中共，秘密來上海和魯迅聯絡。他不僅推動了魯迅向左，也推動了大批文學文藝界人士向左。當然受到國民黨的追究，陷身上饒集中營（編者按﹕馮雪峰身陷國民黨監獄，絕不僅僅是因為推動魯迅和大批文壇人士「向左」，而是作為一個正在外敵指揮之下實行武裝叛國叛族的政黨派往上海進行顛覆活動的重要人物，何冤之有？）中共當權以後，鑒於一些不得體的做法，他表示了：中國沒有出路，中國青年沒有出路的這一個意思，這就一棍子把他打下去了，再也不得翻身，以致痛苦死去。（編者按﹕無可憐惜。因為他是製造「中國沒有出路和青年沒有出路」的「先驅、幹將和罪人」之一。）雖然以後情況發展，不僅青年沒有出路，中、老年的命運尤為悲慘。我想以後他是感到了這一點的，否則決不會把寫成的傑作燒成灰燼！（編者按﹕是否能夠稱之為傑作，「無棺」可以論定了。但以馬列洋教思想對他早已化血為肉的影響而言，特別是以他的那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創作方法」來說，怕是難以寫得出真正傑作來的。）

我原以為對雪峰、黃源他們之被處理，祇是因魯迅而捲入宗派主義吧了！因之我曾經為他們悲哀過，也為魯迅悲哀過。噩夢醒來，才發現人人都有痛苦的經歷，個個都有一段難唸的經。無疑，我是所有悲慘中的最悲摻的一個了。因為我只是一個懦弱遲鈍對政治無知無識的無能的人，面對的恰恰是懷有陰謀陽謀絕招的多位「先知」和「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