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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 论战（续编）
辨识新中国 还原蒋介石 北京 史可航
最近，终于读到了《谁是新中国》的全本。也读到了朋友悄悄送来的黄花岗杂志第八期。竟夜之读的结果，就是压抑不住地想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用“辨识新中国，还原蒋介石”。 ——作者
一、《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历史性挑战意义
《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确实具有历史性的挑战意义。理由如次： 第一、对二十世纪所创建的两个新中国，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谁是新中国”的历史命题，而且明确地肯定“推倒了满清、创建了共和”的中华民国才是“真新中国”，而毛泽东和共产党推倒民国所创建的“共和国”，则被作者视为“专制倒退”，视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又一段“复辟乱世”，是对辛亥革命的“彻底反动”，是“假新中国”。虽然它打着革命的旗号，并且历时长久，犹如前苏联一样。立论触目惊心，令人为之一震。 第二、该书提出了区别真假新中国的“两个共同标准”，一个就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一个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诚如作者所言，“ 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和判断而言，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主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曲求全者，就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事情，回答种种的污蔑和诘难”。作者提出这两个“共同标准”的意义，实为“真假两个新中国的创建历史和统治历史”，竖起了检验的标尺；为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彻底摆脱“党派”立场，特别是摆脱“我党”的立场，带来了崭新的、并且是可信的理论根据。显然，这两个“共同标准”的创立，绝非“一夕之功”。 第三、《谁是新中国》一书对中国现代史实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辨析，特别是根据历史的基本事实，对历次重大事件所进行说理思辨的成功，确实有力地推倒了“我党”八十年来所制造的种种历史谎言，证明了“我党”制造中华民族大倒退的不堪历史，予人震聋发聩，令人不堪回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之满卷“不抗日、假抗日和真扩张、真磨察”之透骨揭露分析，将使我们每一位“认真”学习过毛主席著作的人汗颜。 第四、由《谁是新中国》一书所建立的“中国民主革命史理论体系”，特别是“革命与复辟”的原创性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世界民主革命历程的高度一致性，第一次对世界范围内民主过渡的反复性、复杂性及其普遍的倒退过程，提出了精准的理论见解。它足以提升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促使国人认清我党在“革命名义下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更使我们看到了专制复辟终将会被推倒、民主共和必将重新降临的真理目标。这个理论的建立，是一件大事，是我们中国的学者首创的，犹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说它是对世界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甚至是为研究世界近、现代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和全方位的理论视角，应不为过。 第五、不待言的是，《谁是新中国》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几乎所有领域，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明确、彻底和成功地推倒了中共革命和建国的的理论与实践，都明确、彻底和成功地重新打通了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建国道路。这个道路，犹如作者所言，就是孙中山的道路，就是孙中山道路在中国的重现和发展。客观地说，为寻找这条被我党用人民鲜血阻断的道路，二十年来，作者和无数的大陆学者都是共同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的。
二、质疑《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依据从何而来？
就我们在国内所知，目前读过这本书的人还不多，因为它很难进入国内。该书在海外出版已将五年，但“我党”尚未对这本书组织过一篇批判文章。至于海外，据说虽然“围堵重重”，但迄今亦似乎没有出现对该书的真正挑战，只有在网上谩骂的，或有个别民运人士公开对它执行否定“判决”，属于“一言定性”，不是讲事实、说道理一类，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学术批评。但这本书的影响却不胫而走，不仅在海外引发了震动，更在国内引起了震撼。它的理论，已经在国内知识界和民间广泛流传，配合著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历史反思，甚至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高度的共鸣。许多读过该书的人，似乎都有“恶梦初醒”或“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是在历史剧《走向共和》既播又禁之后。这种情形，自然也已经引起当权者的诧异和不安。 但是，并非不存在对该书的质疑。而质疑《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主要依据，笔者以为，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来自 “我党”革命建国以来长期制造成功的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一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因半个世纪的强行灌输而得以普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因半个世纪的隔绝，甚至只与曾遭遇残酷镇压的“反动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恶名相连”，早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朦胧的、陌生的、甚至是阴暗的思想”。而共产党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的革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则是胜利的革命；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新中国等等；就更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因谎言支撑着我党的“一言堂”，而成为“历史的定论”，或曰“思想的堤霸”，巍峨高耸，令人望而生畏，决然冲撞不得。 二是“我党”自建党以来，即全面批判、否定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我党”在掌权之后，又持续否定中华民族历史和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它显然已经造成一种严重的历史文化恶果：不仅早已将毛泽东曾在延安批判过的“言必称希腊”的“党风”，改变成为“言必称马列”的“国风”；它甚至早已成为我们中国人“数典忘祖”和“数典思马”的思想习惯，或曰思想方式。 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为人民”的宣传，早已成为普及全国、甚至普及世界的“历史政治概念”，轻易动摇不得。 四是对“蒋介石是独裁者”和“毛主席是大救星”的宣传早已深入几代人心。即便对毛泽东是不是大救星，当代人已经十分明了，甚至对毛痛恨有加，但一般人对“蒋介石是独裁者”却是深信不疑。因为蒋早已被毛“批臭”了，加之“毛近蒋远”，蒋家王朝早已灭亡，毛家王朝尤在。 上述四大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造成，自然会使得一些人，在突然读到一本要明确、彻底地批判与否定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共产党，反过来竟要为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建国翻案，甚至“横加歌颂”，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有的自然会感觉痛苦和厌恶。而在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没有读过《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人，或是根本就不想读的人，或是一听到这个书名，就觉得莫名其妙、没有好感的人。 第二，就是我党在长期不准他人说话的前提下，系统地、持续地编造历史、制造谎言，使得我党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早已“深入人心”。诸如“北伐和抗日是共产党领导打”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民党不抵抗”等等；诸如“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沈崇事件”、“李公仆、闻一多事件”、“王孝和事件”等等，长期以来，只有我党“定论”的权威，没有别人指陈的权力。所以，由对这些历史事件的“长期红色宣传”，所产生的对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痛恨情绪，和对共产党的无边好感，实为外人与后人所不能想象。加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知识份子是有基本的、或是起码的新闻言论自由的，民间的报纸电台、通信社，比比皆是。三、四十年代文人对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公开批评、批判甚至是谩骂，自然就成为共产党宣传国民党是反动派、蒋介石是独裁者的“历史证明”。自然，很多人是不会去想“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给他们骂？让别人骂的本身说明了什么？共产党毛泽东给他们骂吗？共产党和毛泽东又是怎样不给骂的？”而制造社会观念和进行谎言宣传的结果，便是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中国国民党是反动派，蒋介石是独裁者……这些结论对于《谁是新中国》这一本书来说，恰好都是它要推倒的，翻案的，所以，一个在知识结构上、思想情绪上已经长年为共产党所左右的人，对这本书闻之即发生怀疑、甚至发生恶感，便不能以为怪，因为是共产党剥夺了他们对历史的知情权。但是，一个读者若能够怀着平常心，先看完书再说，大概，他有的便是震撼甚至是痛苦了。因为他会发现，自己居然会被骗了这末久。这就是《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力量所在。 第三，就是“我党”对学术研究的长期控制和镇压，对知识份子实行持续地残酷洗脑，造成了一派虚假和荒唐的学术局面。首先，“人必学马列，言必称马列”，这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份子，无异于是一个“紧箍咒”。思想因自由才能获得的创造性，皆因此而泯灭；任何学术研究的成果，不过是成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一颗“螺丝钉”。 其次是为符合马列思想、我党政策，制造学术谎言，司空见贯，非但见怪不怪，而且有苦不苦。其间，从不安到麻木，再从麻木到无所谓，直至从无所谓到“理所当然”，中国几代知识份子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达到了在学术上“讲大话、假话”，非但不知耻，而且振振有词的“学术高度”。所谓习惯成自然。 这种情形，也影响到了二十年的历史反思，影响到正处在痛苦反思和深沉反思中的历史学者、甚至是各界学人。只因为想把真话讲出来，所以又不得不“加上”假话，或又不得不保留原有的某些假话，或无论如何都要在表面上先守住“我党”的立场，这就使得唯有知情的读者才能解其真假、甘苦和“曲笔”，而不知情的读者就浑然难知其孰为真话、孰为假话了。几位从台湾和海外回来的学者，就曾直接问过笔者本人，“在你们的书里，究竟什么话是真的、什么话是假的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对此，我们只能苦笑，虽然我们自己说得清，可是他人读不懂。应该说，《谁是新中国》这本书，实为中国十余年现代史反思（1985-）的集大成者，除掉作者所建立的理论高度和极富思辨的才华之外，他在立场和叙述上的明确与彻底，应该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和一大功劳。但是，如果该书作者没有去成海外，并敢于放手写作，那末，除掉他只想藏之深山，否则，他也只能为出版而一样地要“藏头去尾”、“真话假话”难分了！这是必然的。 再则，谎言写进了教科书，谎言便代代相传，岂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血为肉，其遗祸之深，能够想象。后辈学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闻《谁是新中国》则惊者，也有闻《谁是新中国》则喜者，亦有闻《谁是新中国》而“不可思议”、甚至表示“绝难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干脆、彻底、明确地将被“我党”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在是触动、也触痛了许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惯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
三、质疑《谁是新中国》的焦点在于蒋介石一身
有一个问题是十分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就是，从对《谁是新中国》的很少负面批评中（指已经形诸于文字者），蒋介石似乎成了该书挨批的“焦点”。因为，在批评该书的人中，几乎没有人敢公然地将作者肯定和维护孙中山革命建国的思想道路，来作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却都是把该书对蒋介石肯定太多和颂扬太过，来作为他们批评的方向。海外某种人士“我党”式的语录体定性批判，虽不足道，但即便是充分肯定该书的国内青年读者，虽然并不否认该书所陈述的关于蒋介石的业绩和事实，却也有人认为作者对蒋介石的评价“太高”。然而，几乎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真正被震撼的，又恰恰是书中对蒋介石和共产党历史关系的彻底翻案和明确辨析。这又是为什么？ 第一，是因为“我党”革命的主要对象和实际对象，就是蒋介石。或曰，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才是我党要集中打击、彻底推翻和消灭干净的敌人。为此，我党从思想、理论、历史“事实”、甚至是“文学艺术”上，都对蒋介石进行了“不择手段”的反复宣传和长期宣传。如前所说，这个宣传，在一九四九年前，采取的是统战和包围的作战方式，即利用形形色色的反蒋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所给予的种种自由，以达到宣传“要打倒蒋介石”的目的；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则是在绝不允许任何人说话的前提下，对蒋介石进行批判、否定、谩骂，甚至是全方位的人身攻击。包括运用文学形式以进行长期的丑化和污蔑，比如由我党厅局级作家唐人受命赴香港写作和出版的那本“金陵春梦”，其谣诼之大胆无限，污蔑之深广久远，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由此，蒋介石及其独裁者的形象，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岂但早已被“定论”，而且早已被“定型”，犹如京剧的脸谱。为蒋介石翻案的难度可以想象。现在，突然出现了《谁是新中国》这本书，在其对历史事实的论辨中，不仅充分地肯定了蒋介石，否定了共产党，而且称他为“民族英雄”，且为大陆学者所著，它所造成的刺激、震撼和怀疑，可想而知。 第二，是因为我党利用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特别是“成王败寇”的传统文化。或如《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作者所言，是利用了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非优秀成份，以一个胜利者当然是正确的和进步的，一个失败者当然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为理由，制造了“打赢了的共产党一切都对，打败了的蒋介石一切都坏”──这样一个所谓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真理”一旦又拥有强权的长期维护和残酷维护，蒋介石作为独裁者、反动派和“一切都错、都坏、都反动”的形象，也就无可反驳和无人敢驳了。《谁是新中国》一书毕竟是在中国历史学界、思想学界和广大民间进行了十余年反思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成书出版的，如果该书“有幸”早出世二十年或更早，则全中国大概从上而下都一定都要召开各种各样规模不一的批判斗争大会，甚至全国人民都主动地要站起身来“口诛笔伐”的。然而，毕竟时移代迁，“今不如昔”了。 第三，是因为说到底，还是由于我党在思想学术以及一切领域的长期独裁专制，才造成了我们人民、甚至是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彻底无知”。虽然这个无知由于二十年的历史反思而日渐“开化”，但，知者依然很少，不知者依然很多；胆大敢言的依然很少，胆小不敢言的依然很多；就不说那些远离国土、完全不了解国内人民反思之艰难和成就的海外人士们了。所以，由于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无知，由于恰恰只对我党自话自说的“党史”有知，所以，当《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问世之后，才会造成某些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之所以比震撼来得更叫人受不了，其根源，还是来自该书对蒋介石的彻底翻案，而且翻案之确实有理。因为，毕竟事实胜于雄辩。至于非要以彻底否定蒋介石来否定《谁是新中国》，甚至端出的理由就是“没有蒋介石的独裁，哪有毛泽东的独裁”，说到底，还是“无知”而已。因为，这一类的批判家，只要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述并已经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一类反思毛泽东和我党历史的著作，找来读一读，稍稍了解一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蒋介石被左派文人在报纸上公开骂作“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岁月里，毛泽东又是怎样效法斯大林独裁专制、杀人如麻和阴谋起家的事实，批判家们就不会硬要将毛泽东和蒋介石拴在一起，也更不会把“毛泽东独裁之罪”祸为“蒋介石的独裁之功”了。当然，也就不会如此轻率地既要跟着“我党”继续否定蒋介石，又要以否定蒋介石来彻底否定《谁是新中国》这本书。 第四，就是台湾中国国民党的逐渐变性，台湾中华民国越来越呈现的深重危机，台湾学界的缺乏远见，和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们的缺少真知，特别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和学术研究环境上的不可能一致，所带来的“认知迥异”，不仅为中国民间反思自己的现代历史带来了外在的困难和困境，甚至也带来了评价《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不同立场和出发点。其中，有的虽可以理解，有的属于正常的批评，有的则与我们中国大陆民众的立场和利益背道而驰。 总而言之，正是《谁是新中国》一书根据基本历史事实对蒋介石的大胆翻案，才从根本上带来了该书的震撼效应；相反，恰恰也是该书对蒋介石这个失败者的重现认识和充分肯定，又惹来了对该书的所谓负面评价。虽然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却深藏着由《谁是新中国》一书所带来的一个历史性阵痛，所发轫的一场历史性较量。它不仅预示着“还原蒋介石和辨识新中国”，乃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而且，由它所包含的，“还原了蒋介石，才能够辨识新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已经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挑战，已逢其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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